2012年，我国思想理论领域继续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广大理论工作者以喜迎党的十八大召开、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为主线，深入研究阐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取得了显著成果。同时，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理论界展开了讨论和争论，形成了若干热点。现对2012年思想理论领域若干热点问题进行梳理，供读者参阅。

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思想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2012年，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年，思想理论界围绕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从总体上看，思想理论界对于我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存有基本共识，但对于如何评价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等问题，分歧很大。绝大多数学者能够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充分肯定我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绩，并积极为下一步改革建言献策。然而，也有极少数人蓄意否定我国政治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绩，并借此抛出种种具有明确目标指向的政治体制改革论。有的认为我国政治体制属于专制体制，民主程度低；有的否定近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就，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原地踏步甚至停滞、倒退；有的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主张走宪政民主之路。有的人甚至认为，宪政民主之路是唯一的正路，其他的路都是死路。中国必须引进宪政民主的一般形式系统，否则，就只能处在落后状态；有的否定现行的党内制度，主张实行直接选举制；有的把法治、法制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反对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这些错误言论引起多数学者的批评。学者们分析说，从根本上讲，没有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政治模式。一个国家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主要取决于该国的具体国情。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否则必然会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无数事实表明，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结果只能是因水土不服而夭折。学者们认为，上述种种错误言论和主张，表面上是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探讨，实质上是否定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主张我国走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治道路。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学者们强调，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一切改革的宗旨都是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

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上，党中央的认识和方针政策是一贯的、非常明确的，然而理论界和社会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却是30多年来持续不断，而且很激烈很尖锐。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问题。有人对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和基础表示怀疑,认为把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种需要抛弃的传统观念。一些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应完全归功于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为主体”现在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应通过改革实现私有化，使私有制经济主体化。有人甚至提出“改革的关键是公有制变成私有制”等主张。

对此，多数学者指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仅是我国宪法的规定，也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实要求。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生产力总体水平低。如果搞私有制为主体，不仅不能集中力量加快发展，而且会导致两极分化，使整个社会失去发展的动力和凝聚力。不少学者撰文强调公有制为主体的重要性，担心基本经济制度出现动摇将产生严重连锁反应。党的十八大报告坚持并强调了我们党的一贯提法，在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时，重申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有力回应了对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各种诘难和疑虑。

二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有人说，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有国有企业。有些人把“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割裂开来，把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发展人为地对立起来，认为国有企业强大的另一面是民营企业的羸弱，国企不退出民企就发展不了。有些人主张，“国有资本从原有体制内的竞争性领域退出”应该是全面而彻底的，既包括小型国有企业，又包括中型和大型国有企业，目的是使“民营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要求政府以行政命令方式强制国有企业退出所有营利性领域（而不单是竞争性领域）。更有人把国有企业视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最主要障碍之一，提出把国有企业的股票通过市场转让给非国有部门和个人。

不少学者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一些人和媒体动不动就把国有经济在一些行业领域的控制和优势地位冠以“垄断行业”、“垄断企业”，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国有企业利用政府行政权力进行垄断，把国有资本一概污蔑为官僚垄断资本，是不能成立的。有学者说，回顾当前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议和讨论，追根溯源在于一些国企内部管理机制的不健全，不能说国企一发生问题，就对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产生怀疑。学者们强调，国企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需要改革，但国企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及贡献不能抹杀，国企的优越性不可否认，国企在未来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不可忽视。多数学者说，国有经济存在这样那样的体制性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完善，但这不是制度问题和取消的问题。专家学者们强调，国有企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动摇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就失去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专家学者们指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直接决定着我国的社会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保证。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上，要正确认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坚决贯彻中央“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强调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认清非公有制经济的两面性。有学者认为，忽视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会落入私有化的陷阱；忽视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会重蹈单一公有制的覆辙。在关乎我国改革的性质和方向等根本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针对目前出现的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研究淡化、弱化的趋势，有学者建议要加强对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研究，加强对基本经济制度保障机制的研究，加强对反映所有制结构变动指标体系的研究，加强对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措施的研究。比如，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搞生产资料公有制？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强调实行公有制，并确认公有制是党的执政基础？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与当代我国现实中的公有制有什么样的关系？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国有经济是否等同于垄断？如何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和地位？如何进一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等等。

三是关于土地私有化问题。针对由来已久的“三农问题”，一些人非常推崇土地私有化，主张破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让农民自由卖地，美其名曰“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有人甚至说，未来几年中国在经济领域必须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二是土地的私有化，三是金融的自由化。

专家学者们反映，土地私有化的观点在当前很有市场。多数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农村形成的这种基本制度，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总体上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不要轻易改变。一旦允许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那么，一方面，经营农业本来就无利可图的普通农民会在地方权力与资本结盟的强势介入下大批失去土地，尽管表面是自愿交易，其实质还是被强势集团所迫。可以想见，普通农民的土地将迅速地向大资本聚集，中国将出现大地主和大量无地农民。另一方面，农民虽然获得了短期的卖地收益，但是他们和子孙都将失去土地，只能在城市谋生。而一旦就业成为难题，他们既不能回到农村，又难以在城市立足，如此很可能成为城市流民，最终结果可能是城市贫民窟化与农村社会冲突的同步加剧，大规模社会动荡将不可避免。

学者们强调，无论是拉美还是东南亚，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表明：大规模的私有化，必然造就大规模的腐败；必然造就私人垄断资本操纵市场，危害社会公众的利益；也必然导致大量的国有资产外流，国家经济安全命脉被更为强大的外资控制，从而对我国的经济主权、政治主权造成危害。私有化与国有化之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问题，不是国内事务，而是国际事务，是本国政府、人民和外国资本之间争夺本国经济主权、政治主权的斗争。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劳动者收入增长较慢，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等，引起思想理论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有学者提出，我国收入分配存在三大突出问题：一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收入差距偏大；二是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三是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低。对于当前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改革的着重点是放在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上，理论界产生了明显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分配不公主要是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造成的，应该首先通过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来解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现阶段改革重心应放在初次分配领域，包括对财税体制、工资制度、农民收入分配、要素分配制度、垄断行业进行改革。

学者们反映，在收入分配问题的讨论中，存在一些不良倾向。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就分配谈分配的倾向。有学者指出，在现阶段解决分配问题，仅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上直面这一问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二是过分强调增加财产性收入和保护非劳动收入。学者们反映，随着市场化大潮中“拥抱资本、疏远劳动”风气的盛行，“按劳分配为主”事实上面临“按资本分配为主”的严峻挑战。因此，要扭转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趋势，核心问题在于提高劳动者报酬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关键在于调整劳动收入与资本所得的比重。三是过分强调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一些学者支持市场化改革，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源于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政府干预过多，导致市场扭曲，主张通过继续推进和深化市场化改革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少学者反驳说，市场遵循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由于各人占有生产要素状况不同，必然产生收入差距。同时，市场竞争机制也不能必然带来机会平等。四是把“国富”与“民富”对立起来。有人说，过去我们长期实行的是“国富优先”而不是“民富优先”的政策导向，造成现在我国“国富民穷”或“国富民不富”的现象。还有人说，“国富优先”的政策导向，使国家生产力大大快于民众消费的增加，导致总需求不足。对此，有学者指出，把“国富”与“民富”对立起来，缺乏科学依据，因为就“国富”来说，经过改革开放，虽然我国经济实力确实大大增强了，但也不能说我们国家已经很富了；就“民富”来说，也不能简单地讲现在是“民不富”或“民穷”。国民有富有穷，不能一概而论。消费率低和内需不足的原因涉及多个方面，不能简单归之于所谓“国富优先”、“民富滞后”。

学者们分析认为，对收入分配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折射出我国发展到现阶段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即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公正问题。有学者认为，当前公正问题正在成为全局性问题，严重影响发展，影响改革进程与党的形象。有学者说，我国发展到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就是少数人手里的钱太多了，多数人手里的钱太少了，所以国内需求不足，生产发展没有动力和后劲。现在应该把共同富裕提上日程，这有利于解决当前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有利于进一步发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蓝图：一是收入翻番，人民群众的收入得到整体提高；二是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体现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三是“提低”、“控高”，分配秩序将进一步规范。专家学者们建议，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明辨是非，解决当前收入分配领域的深层次问题。

2012年是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20周年，也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20周年。这两大纪念主题，使改革的话题持续升温，一度成为思想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必然要求。现在以及将来，发展中出现以及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只有继续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同时，围绕改革的方向选择和内容设定等相关问题，思想理论界出现了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观点和看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改革开放的方向搞错了，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反思和纠正；二是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中国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走西方的路。这两种思潮此起彼伏，与现实当中的矛盾和问题交织在一起，给人们的思想带来影响甚至冲击。

历史表明，改革一直是存在方向选择和性质之争的。一些学者或明或暗地主张搞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其主要的手法是片面强调市场经济，淡化生产关系的区别，淡化基本社会经济制度的区别，放弃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结合起来的制度创新，在强调市场经济一般特征和一般要求的旗号下，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混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别，以达到实行私有化，推行资本主义的目的。不少学者因此提出，一个时期以来，讲改革开放的时候，不大提“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不提或者淡化了。这种状况让人心存疑虑，希望中央重申党的基本路线，把改革存在性质的区别和方向的选择这个问题讲清楚。

专家学者们指出，要进一步明确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重点，抓住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集中力量予以突破。要把制度创新放在改革的重要位置，把经过实践证明的成熟的改革措施规范化法制化，运用法律手段强化和推进改革。要坚持把是否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作为改革的出发点，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检验改革成果的基本标准。

学者们建议，当前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关于深化改革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

如何凝练出简明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2012年思想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党的十八大召开前，虽然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表述没有达成共识，但这种研究和讨论取得了积极成果。即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练和概括；在当前，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概括出能够得到广泛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党的十八大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与战略要求，并强调“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论述清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探索新成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

在讨论中，也存在一些不良倾向。有学者反映，近来在一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章中，有人借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简单、清晰、明了”，要用几句语录式的话来表达，于是离开中央确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从孔夫子的语录中或者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中搬来一些概念，广为宣传。有人甚至公开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要“同世界接轨”，让西方也能接受。学者们指出，这种概括，势必把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引入误区。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我们始终要牢牢把握两点：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二是建设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的。

2012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5月23日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座谈会，社会各界尤其是思想理论界、文化艺术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学者们认为，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是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讲话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的观点直到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但是，在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在文艺“为什么”的讨论中，仍有人认为或强调文艺什么也不为，或强调为自己，或强调为艺术，而强调为了高远理想、为了普罗大众，只是救亡图存的革命时期的斗争需要。有人认为，现在时代不同了，人们对于文艺的需求更多是出于审美、娱乐、消费。对此，有学者指出，虽然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现实状况不同了，但文艺引领时代发展、追求美好生活、完善精神品格的功能并没有改变。二是在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问题的讨论中，有学者反映，在当前的有些文艺创作中存在着某些低俗、媚俗、庸俗倾向，有的作品缺乏热情，缺乏爱憎，没有臧否，没有教益，完全背离了文艺创作的宗旨，其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对此，有学者指出，文化有高雅、低俗之分，道德有善恶、美丑之别，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抓住了文艺如何为人民的本质，是否真正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2012年是雷锋牺牲50周年。“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一项重要部署。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全国各地各行业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内容广泛的学雷锋活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思想理论界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深入解读雷锋精神的丰富内涵，有力推动了学雷锋活动的深入开展。

在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讨论中，也出现了不良言论和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借否定雷锋精神来否定学雷锋活动。有的人质疑或否认雷锋其人其事的真实性，有人肆意歪曲雷锋精神，将雷锋精神污名化。还有人称，雷锋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忠诚”，是一种“愚忠”。这些错误观点和言论，其结论就是认为雷锋精神并不值得学习和颂扬。二是继续鼓吹“雷锋精神过时”论。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适合于物质匮乏、经济落后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而今天我们实行的是强调物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雷锋精神显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

事实上，“雷锋精神过时了”的声音，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不绝于耳。对于贬议雷锋、否定雷锋精神的种种错误言论和观点，思想理论界以深入的正面解读给予有力回应。学者们认为，新形势下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不相互排斥，二者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深入发展，越是需要我们牢固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培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学者们分析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应倡导某些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最生动、最鲜活、最具有说服力的载体，来解决传播力的问题。雷锋精神所倡扬的价值观和道德品质，能够匡正道德失范，能够激发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能够增进社会道德认同。这正是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所在，也是雷锋精神的永久生命力所在。

2012年10月11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文学界、理论界围绕莫言获奖展开积极讨论，普遍高度肯定其意义，但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一是否定或扭曲莫言获奖的文学意义。部分人对莫言获奖持否定态度，认为莫言不能代表中国文学或者说中国现实文学的最高水准，并由此对莫言获奖展开了种种推测。一些人认为，莫言获奖是因为迎合了西方人窥探中国社会或者中国人性的某种口味。还有人指出，莫言是一个站在现代启蒙文化、现代白话文创作废墟上的一位作家，他显示的可能是汉语作为方言而不是作为普通话的胜利。对此，一些专家指出，莫言获奖是文学界的一件喜事，表明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认可，我们更应该关注它对于推动中国文学进步的积极意义。

二是生硬搬弄莫言获奖的政治意味。一些人不遗余力地挖掘莫言获奖背后的政治意味。其矛头所指，就是文学或者文化与体制的关系、与政治的关系，政治能不能干涉文学，还是文学本身就是“体制化”、“政治化”的反映。一些人认为文学不能脱离政治而存在，莫言作品的无意识形态特征及其言行恰恰体现了文学对政治的妥协。有些人甚至批评莫言在这方面有双重人格，说莫言自己声称不应该用政治干涉文学，而他抄写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恰恰是主张用政治干涉文学的。

三是盲目“消费莫言”。伴随着文学意义上的争论，汹涌而来的就是急于“消费莫言”的商业化倾向。从莫言获奖到现在，高密红高粱火了，商标“莫言醉”火了，莫言旧居火了。对此，有学者指出，这种“消费名人”的社会现象，包含着众多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更是当前社会发展和时代嬗变形势下的一种表层映射。如果一个让国人引以为傲的作家的文字，不能触动大多数国人的心灵，不能成为某种文化和价值的认同，那么，莫言获奖带给国人的骄傲，或只是一场虚荣的狂欢。

学者们指出，应该把莫言的得奖效应引向关注文学本身的社会价值。对于莫言获奖，我们更应该关注其文学意义，思考我们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每一个人怎样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尽一份责任出一份力。

2012年，美国调整对外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叙利亚局势持续恶化，西亚北非仍动荡不止；日本“国有化”中国钓鱼岛，东海南海争端再起；朝鲜突然宣布发射卫星……这一系列事件，引发了思想理论界对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以及国家安全等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有学者分析指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细化和充实。将60%的战舰部署在太平洋，更具有浓郁的冷战味道，不仅恶化了地区安全环境，也加大了冲突几率。特别是美国不断加强与地区盟国的关系，并为一些国家强力打气，极易导致一些国家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和问题时铤而走险。面对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做好一切应对准备。同时要不断提升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水平，更好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和文化环境。

在中日钓鱼岛争端问题上，学者们以行政管辖、经济活动、自然延伸等原则为基础，论证了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符合国际法原则。学者们建议，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事关重大。一方面要保护好民众的爱国热情，但同时要把握好分寸。要积极稳妥地处理大国关系、外交关系和国际突发事件，处理好主权问题的原则性与外交政策的灵活性的关系，坚决维护我国领土主权。要警惕一些人借题发挥，将矛盾的焦点引向党和政府。

随着亚太地区成为全球地缘战略角逐的焦点，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重要战略机遇期问题也成为关注的焦点。思想理论界普遍认为，党的十八大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对于认清形势，把握发展机遇，制定科学的大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但也不少学者表现出对中国未来发展前途的担忧。有的学者提出，我国的快速崛起，已引起一些西方国家的不适和防范，“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不断升级，我国今后的发展将面临更大的外部压力和更复杂的国际环境。有的学者指出，虽然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需求不足、部分行业和企业效益下降等矛盾比较突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于这些倾向，我们要及时加以引导，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危机成因、教训和对策等具体现实性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而且讨论的重点正逐步转变为反思资本主义弊端、制度变革等深层次问题。

多数学者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下，现有的资本主义模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制度性危机，突出表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严重失调、政治制度运转失灵、社会福利制度失控、社会融合机制失效。2008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走出金融危机的困扰，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加深，现在已经演变成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西方国家的制度和体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变革压力。

学者们强调，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矛盾积累的必然爆发，是新自由主义长期泛滥和恶性发展的最终结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竭力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既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也是引发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罪魁祸首。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再次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的破产，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终结。

学者们提出，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事实证明，中国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摸索出来的道路、理论和一整套制度设计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暴露出来的问题，恰恰是我们解决得比较好的地方。我们应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同时，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危机。一方面，资本主义确实面临困境，实力自信、模式自信、霸权自信受到沉重打击，国际格局也因此孕育大的变化。但客观上看，资本主义在二三百年的积淀中表现出较强修复能力，有较强的应对危机的能力。危机可能以低烈度的态势持续一段时间，西方国家可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处于亚健康状态，但大体上西方经济仍然是一个慢性下滑、坠落的过程。

学者们建议，要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比如资本主义到底处于什么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与以往的资本主义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否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动力在哪里？资本主义的未来会如何演变？等等。这些问题虽然有不少是老问题，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获得新的解释和回答。

（来源：红旗文稿-中国文明网 作者：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祝念峰 郑丽平 王雪凌 张福军 日期：2013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