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是高度复杂性的世界，从国家层面看，全球化让国与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但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却让国与国的对立日益凸显；从个人层面看，物质与技术让人的生活资料日益丰富，但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技术主义却让人的焦虑感日益增强。可以说，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共同挑战，即如何建立具有普遍共识和正向引导的人类新文明。迎接这一挑战，对中华文化发展来说不仅是挑战，也是机遇，后者更加突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事实上，如何提炼、展示、传播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已经不仅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发展的需要。

“文明”作为一个概念，是由欧洲人在18世纪提出的。这一概念的立足点在于对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反思，体现了人类发展中蒙昧、野蛮、文明的三个阶段历史脉络。按照文明概念提出的原点意义，其主要内涵有三个支点：宗教、种族、科学。基督伦理对人性进行约束引导，欧洲种族具有人种优越性，科学是改造自然的工具。可见，文明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鲜明的欧洲中心主义，而且，随着欧洲在全球的扩张，文明概念也逐渐成为一种殖民意识形态。在欧洲的扩张中，武力征服与文明“教化”成为两个车轮，碾压着全球被殖民的地方，乃至为大规模屠杀印第安人、疯狂进行黑人奴隶贸易等卑鄙做法找到了所谓“文明改造野蛮”的“高尚的”说法。

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美国的崛起，以欧美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逐渐成为人类文明中最具显示度的所谓“先进者”。西方的话语建构以“文明”为起点和基点，逐渐扩展出“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占据全球道义制高点。在强大的技术、经济实力的支持下，西方价值观的布道者多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推广西方文化中充满着对自身的傲慢与对他者的偏见。“现代化”被等同于“西方化”，“全球化”被等同于“欧美化”。

文明进程作为与野蛮、落后状态相对应的概念，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人类不需要强迫的、统一的、同质的文明进程。推动建立文化多样性的现代化，而不是文化单一性的现代化，在人类新文明建设中，打破单一参照体系，建立多样文化生态体系，无疑是更具有普遍意义的。

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在谈到16世纪欧洲对非洲的接触时，以当时大量欧洲旅行家的记载表明：“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起来的非洲文明丝毫不比欧洲逊色，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是一种使用铁器并且熟练掌握耕种技术的数百万劳动人民创造的文明。”原本可以“美美与共”的铁器文明与蒸汽机文明，却被后者对前者的血腥征服所替代。西方文明暴力殖民化的进程使得近代“文明化”进程体现了浓烈的“非文明”色彩，这也成为一个突出悖论。

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共同性问题越来越多，彼此间的联系与依赖越来越深，人类从整体上越来越成为命运共同体，一种崭新的人类新文明在这一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进程中越来越迫切。在旧文明观念中，文明等级观根深蒂固；在新文明观念中，文化多样性成为共识。而中华文化恰好提供了这种文化思想资源，不论是影响力巨大的“仁者爱人”“道法自然”，还是“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尤其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传统文化的精髓，都为人类新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石。

从人类文明生态体系建设规律看，多样才有活力，融合才有创新。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新文明既需要更强的民族身份认同，也需要更强的不同文明间的尊重、对话、合作。事实上，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类新文明将会成为人类团结的旗帜与方向。

从现实的国际争端中看，销毁对抗思想往往比销毁对抗武器更重要。在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斗争中，经济利益之争是核心，但深层次上看，彼此间价值观的冲突与文化的不认同更具有基础性因素。

当代的国家竞争不仅体现在经济之争、科技之争，同样地，愈发体现在价值观之争、文化之争。作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崛起来说，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具有更紧迫的意义。既要不断出口电视机，也要加大力度出口电视剧；既要持续提升GDP和境外投资，也要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如此双管齐下，才能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有效树立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走近不仅需要经济的走近、政治的走近，更需要文化的走近。笔者在带学生出访时，发现一些国家的大学里有韩国文化俱乐部、日本文化俱乐部，但没有中国文化俱乐部。而在另外一些国家，笔者也发现尽管中国企业在当地承建了许多项目，但不少中国企业的形象却并不清晰。这种美誉度与贡献度不匹配、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匹配的问题，会带来不少误解乃至争端，也对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

当前制约中华文化影响力提升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不少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都是“似是而非”，但对自己的文化是更多“矮化”，而对西方的文化却是更多“美化”。因此，以清晰的文化自觉来增强文化自信，在经贸合作、国际交往、公共外交中更多地开展中华文化交流与传播，已经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当务之急。

不少学者提出，当代人类正在进入“新轴心时代”，这个时代更加需要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事实上，上个世纪20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访问后就明确提出：“中国人不要去专事摹拟西方的方法，始可为自己的国家或世界图谋幸福。”从近一百年尤其是当代世界的发展看，评价人类文化价值的尺度不能仅是“真的尺度”，还有“善的尺度”和“美的尺度”，后两者都对中华文化提出了更高期待。

中华文化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强大人文能量。对中华文化建设来说，要坚持主体性与开放性并重、传统性与时代性并重、科学性与人文性并重的原则。尤为重要的是，改变追赶者的被动文化心态，既要打破自身束缚接受先进者，又要从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中找寻营养，认识到传统是原创的土壤，以民族的眼光才能真正看到世界的美景。

（作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求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