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红旗文稿》 期号：2014/08 作者：冯钺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与该国的历史、国情、国际形势等因素密切相关。政治制度对一个国家的稳定、繁荣与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在当今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与西方国家比较接近的政治制度，在其中有些发展中国家，西式政治制度已实施很久。但令人疑惑的是，这种在西方发达国家看似成功的制度并没有普遍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稳定和幸福。那种理论上彼此制衡、互相监督的理想政治状态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反而恰恰由于各党派、政治组织势均力敌，导致彼此在各个层面相互制约，互相掣肘，在很多议题上较少达成妥协或一致，国家政治生活始终不能稳定下来，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受到不小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内部不具备相应的社会条件和基础，贸然引入竞争性的、全国范围内的选举机制，往往容易造成社会群体的分裂和严重对立。因为对规则的遵守和习惯的养成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在社会中逐步建立，如果缺乏这一意识，再理想的政治制度也可能难以发挥理想的作用。
近几十年来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政治现象使我们思索，为什么竞争性选举、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并不会引发破坏性的结果，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但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有时反而还会增添新的矛盾，带来相当多的阻碍，影响发展速度？
这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同一种机制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会起到几乎完全不同的作用，何况在不同的国家。在快速发展的国家里，当经济迅猛发展，带来物质上的繁荣时，也正是相对比较危险的时期。在这种局面下，若贸然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机制，恐怕只会加剧社会各群体之间的鸿沟，使矛盾趋向激化，导致社会更加分裂，理想化的相互制约会异化为相互掣肘、内斗。
社会条件、政治条件、民情等软性的内容是很难用推倒重来的方式进行再建和新建的。一个社会以及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道德、行为、习惯、心态、传统、风俗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和生活中形成的，这是一种民情，它们天天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工作中，无处不在。人们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处理与生活、工作，与他人，与团体等的关系，实际上都是社会条件、民情的体现，同时这也体现着人们对民主的理解。邓小平早就强调过，民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能不能达到民主的目的，除了需要硬性的法制、制度等外，更需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民情为基础。不具备相应的社会道德和习惯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民情，以为凭空就能建立起理想的民主制度，很有些痴人说梦的感觉。
如果一个社会缺乏相应的民情，缺乏相应的道德基础，也缺乏合适的行为规范，很难指望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建立牢固的新制度。更不可能用推倒重来的做法建立新的制度，那样做的代价太大，负担会更沉重。民情是国情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制度的有效与否与一国国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社会条件、传统、民情在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可以从美国、法国两国发展道路的比较中得到验证。
美国的独立战争（1775—1783）和法国大革命（1789—1799）都发生于18世纪末期。在这之后，虽然两国都有战争、动荡相随，都不同程度地度过了一段混乱时期，但相对来说美国较快地摆脱了混乱局面，较早地稳定了政治制度，走上了快速发展道路。而法国却在大革命结束后，始终不能稳定下来，几度走了回头路，用法国学者自己的话说，就是法国浪费了将近上百年的时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终才找到了合适自己国情的道路。
美法两国相差如此之大，主要原因在于，两国革命的领导人对待当时存在的社会条件、社会基础方面秉持了不同的态度。美国革命的领袖们寻求脱离英国的统治，但愿意保留英国的法律，以及英国社会和文化的遗产。与此相反，法国革命领袖们则摒除了现存的社会，把社会当成是旧制度，企图用新政治、社会、文化构架取代旧制度。
法国当时的革命领袖们充满了浪漫的理想和冲动的激情，把一切现存的都视为旧制度下的产物，都视为应当扫除的。大革命的领袖们，如罗伯斯庇尔曾多次以慷慨激昂、魄力四射的精彩演讲打动人心，但正是在他和他的派别统治时期，法国陷入了恐怖，巴黎每天都有人被送上断头台，全法国在短短的一年之内被胡乱处死数万人。人们最终发现，激情的演讲、浪漫的理想，根本都是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巴黎、法国到处都充满谣言，人们一日数惊，每个人似乎都生活在惴惴不安和惶恐之中，连罗伯斯庇尔自己也成了自己政策的牺牲品，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
追求平等、自由、博爱的法国大革命，以推翻专制独裁为目标的革命，最终以欢迎另一个政治强人——拿破仑的独裁到来而结束。此后，法国又几次走向帝制，几次走向共和，反反复复折腾多次。追根溯源，法国大折腾的原因在于当初的目标设定过于理想、浪漫，罔顾当时法国的社会现实、社会条件，采取了推倒重来式的激烈模式。自1789年以后，直到1871年之前，法国一直在折腾。直到1871年的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才逐渐摆脱了往复循环的老路，逐步趋向稳定，而这一稳定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建立之后，才得以较好地实现。法国的社会条件与制度之间花费了上百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归。打倒一个旧制度容易，建设一个新社会却很难。
美国在革命之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如1786年的谢司起义、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变革、1798—1800年的美法战争、1812年—1815的英美战争（英军曾攻入华盛顿，大掠而去，放火烧了总统府等许多公共建筑），1861-1865年的南北内战等。在美国初建的80余年中，变故并不少，但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都并非社会条件、传统和民情等基础方面的问题，而是军事、政治、经济层面的冲突和动荡。美国在社会条件方面基本维持了传统的状态，保持了传统的习惯和民情，并没有要彻底变革社会，凭空建立新的社会规范。与法国的长期反复和剧烈动荡相比，美国自18世纪末以来的社会形势相对来说是稳定的，从社会条件的意义上说，以及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来看，美国是较早建立在符合自身国情基础上的现代国家。
一个制度要能够有效运转和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需要与它自身的社会的基础相适应。这样的社会基础又与社会文化和人群有关。什么样的人群就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就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制度，因为社会条件决定制度，而不是制度决定社会条件。当然，社会条件与制度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社会条件对国家制度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基础性作用。同一种制度，在不同的时期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会有不同的影响，在A时期，它可能是一个好制度，但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形势的变化，到了B时期，它如果不随之调整，就有可能走向反面。所以，中国历史上就曾经多次强调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变化，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情及其对制度有效性的作用我们已经有所认识。抛开美国的特殊民情不论，近代欧洲即使没有美国那样的特殊民情，却依然先于中国等东方诸帝国走向了军事技术上的强大，这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比东方国家先进吗？由此又引申出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认为近代欧洲的政治制度是欧洲列强率先走向强大的保证？答案是否定的。
考察近代欧洲强国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即使是这些国家当初也并不是因为采取了今天大家所见到的现代自由民主政治制度而就自然获得了发展和强大的力量。熟知西方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西方国家历史上，自中世纪以来曾经历过多次大分化、大动荡、大冲突时期，经过无数次的战争和仇杀，好不容易才度过了那个时代，才在今天的世人面前呈现出当下的西式自由民主制度。纵观西方发展史，尤其是中世纪以来近现代西方国家发展强大的历史过程，以及后来建设自由民主机制的过程，与西欧内部的激烈竞争和战争有关。
例如，在欧洲历史上有名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曾给欧洲带来了几乎毁灭性的灾难。欧美历史学者曾这样描述：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历史上，在20世纪之前最具破坏性的战争。除去毫无纪律约束的军队杀人如麻，大肆破坏外，战争同时摧毁了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导致德国地区1/3的人口死亡。
欧洲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和频繁战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国家统一的追求和强力政府的建设首先成为欧洲各国强大的基础。简单地说，就是残酷、频繁、激烈的战争促使诞生了近代军事上无比强大的欧洲。欧洲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与整个世界大趋势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第一，经过中世纪几百年的积淀和持续不断的地理探索，这时的世界正巧因为地理大发现，开始进入能够直接联系的时代，使欧洲国家派遣军队到达地球上遥远的地方成为可能。
第二，欧洲内部经过长期战争，塑造了各国的先进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这种军事上的强大、先进、现代化，使欧洲列强较其他国家而占据了巨大优势。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国相比，欧洲列强虽然国小、人少，但军事强悍、军力先进、作战水平很高。
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老牌大国虽然富，但很少会经历像欧洲那样持续几百年的长期、激烈的战争。这些大国的战争理念、军队作战水平、武器水平等，几乎没有进步，或止步不前，或相对下滑。
富而弱成为东方大国的普遍特点。盛世之下有隐忧的政治观点在东西方力量对比变化的过程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对任何富而大的国家来说，没有强有力的军事力量的保护，再富而大的国家也会被小而强的国家所打败。富并不意味着强，欧洲列强在开始掠夺世界的时候，几乎都不是富国，但都是军事上的强国。它们依靠自己的强而变富。落后就要挨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如果说在近代西方走向强大的初期，政治制度并非是主要基础和起因，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近代西方军事力量的作用，欧美学者认为，频繁的战争和势力均衡的外交原则，导致欧洲各国资源枯竭，但却增强了欧洲社会的一体性，对外一致，对内争斗。欧洲内部的激烈争斗促使各国不得不追求一流的军事指挥和武器。对强大武器的需要，刺激了欧洲各国军工业的发展，军工制造水平不断提升。对欧洲各国来讲，没有强有力的武器和军事指挥水平，就意味着在战争中失败，就会丧权辱国。
而对中国、印度、伊斯兰诸帝国来讲，则完全不用面对列强纷争的局面，只要维持一支差不多的军事力量，维护一下秩序即可。虽然也有一些战争和叛乱，但与列强之间的惨烈战争完全不是一回事。几百年这样下来，本来强大的帝国在军事技术层面大大落后了。欧洲列强一跃成为世界的新强势集团。
在频繁战争状态下强大起来的欧洲，为应对对外战争，不得不对政治制度进行调整，以适应于军事斗争和国际环境的需要。因此，这些国家首先是在军事技术、军事水平、武器制造等有关军事的方面有了大规模、持续、长久、广泛、深入的提升，伴随着这种提升，政府能力建设也得到了很大提高，最终使西欧跑到了世界的前列。应当注意的是，这时的欧洲，并没有哪个国家采取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制度。这一时期以及后来相当长时期内，西欧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基本分为两种体制，即君主专制和立宪制度，无论是哪种制度，这些强盛起来的国家在建设中央集权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这时的欧洲强国政府不再是以前那种松散架构的政府，他们的政府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近代欧洲17、18世纪的国家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对政治制度进行不断调整和改革并非偶然，但无论进行哪种调整和改革，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西方学者自己也认为那时重商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反映了国家权力的扩张。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统治者往往采用加强独裁的方法以利重商主义政策，确立国家需要必须摆在个人利益之上。
因此，近代西方的强大和后来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先因后果的关系。这个因果关系不能倒置，如果倒置，则容易推断出是政治制度导致了西方在近代走向强大的结论，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中国古语说，好战必亡。但这个词要分两个层面来看。总是打仗、作战、对外侵略的国家往往因消耗不起战争的沉重代价，导致国内生变，政权发生改变。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如果一个国家处在周围都是好战国家的生存环境中时，往往会导致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竭尽全力研制开发新型武器，提高武器装备的水平，改善战略的艺术，革新战术水平，要是不这样做，就有被灭亡的危险。在一定时期内，军事斗争必须会导致一些较弱的国家被吞并，但经过长期的战争，必然有一些国家能够脱颖而出，这些国家必然是军事力量更加强大的国家。这一点在欧洲近代得到明显的反映。由于欧洲存在复杂的国际关系，当剩下几个较强的国家且力量比较接近，任何一方都难以占据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时，为防止一国独大，势力均衡政策便成为欧洲几大强国之间心照不宣的普遍规则，这一原则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继续提高军事水平仍是欧洲各强国的首要主题。
为了维持战争，欧洲国家的政治体制不断走向适应和有利于战争的形态。战争要求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对财政有强力的组织和调控能力，能够有效、有利的调动一切力量为战争服务。西方国家对于财政的组织能力不断提高和强化，对军事、经济力量的集中和使用远胜于看似中央集权，实则相对松散的东方帝国。
从全球范围来看，欧洲国家由于战争导致军事上的不断强大过程正好与近代地理大发现的脚步有所契合。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来说，欧洲内部的好战促进了欧洲相对于其他国家在军事上的强大。近代西方主要国家的强大也并非是由于其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先进，而是出于国家生存和竞争的需要，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
随着欧洲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其内部也在发生变化，最为典型的是中世纪以来欧洲的封建制里就有关于贵族拥有“古老的自由特权”的传统，这种传统导致贵族有权参加国王的大议事会，参与政府决策。后来，随着城市有产者阶层经济力量的不断扩大，这一阶层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要求不断增强，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西方国家的现代政治制度在这长期的过程中，不断修正，逐渐具备了今天形态的雏形。
现代意义上的对于自由、民主的要求是在西方强大之后出现的。在西方走向强大和繁荣的过程中，由于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各个阶层、阶级对自由民主的要求逐步走上了前台，经过上百年的斗争和演变才形成了今天大家所见到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在维持具有相应民情基础的国家和社会稳定有它的积极意义。
根据东西方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通常需要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化基本完成，社会物质财富比较富足，社会保障机制比较完善，社会各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基本稳定并得到认可，各种根本性矛盾不是特别激烈，而且各阶层逐渐养成通过协商式民主并能够达成妥协的情况下，政治制度的运行才能基本趋向稳定。
来源：《红旗文稿》 期号：2014/08 作者：沈思
最近以来，看到一些有关“普世价值”的讨论，很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特别是讨论中不时流露出来的那些执着和热忱，让人难免不回忆起“普世性”和“普世主义”的最初推动者——基督教会的所作所为，当然也联想到对“理性”顶礼膜拜的启蒙思想家们，以及各种各样的、典型和非典型的“中心—边缘说”和“欧洲中心论”。
普世的观念最初来源于基督教。基督教原本是犹太人的宗教，耶稣基督曾经被称为“以色列的救主”。在基督教初期向外传播和扩张的时候，种族的界限是它必须跨越的一个障碍。根据《马太福音》所述，耶稣基督是上帝派来拯救以色列的迷失的羔羊的，一些居住在Judaea（现以色列南部地区）的非犹太人希望接受洗礼，皈依基督，这在犹太人中间引起了极大争论。而与此同时，一些出生在塞浦路斯和昔兰尼（今利比亚境内）的犹太人用希腊语在安提克传教，取得了很大成功，他们把耶稣基督称为“主，耶稣”而非“以色列的救主”，使非犹太人无需先将自己变成犹太人就可以成为基督徒。可以说，基督教早期得以在罗马帝国内部传播是与其“去犹太化”的努力分不开的，而“普世性”的概念就出现在这样一个历史场景之中。根据《加拉太书》，“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保罗虽然认为上帝的选民不必然是犹太人，但是，接受并追随基督的教义却是不可少的条件。在“普世性”背后隐藏着的先决条件是对基督教教义和规则的无条件接受。
从“普世性”的源头可以看出，“普世性”是建立在基督教之上、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概念，它服务于基督教的传播和扩张。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生根发芽，“普世性”这个概念又成为教会手中的思想工具，服务于多种目的：它是教会维持在基督教世界的核心地位、对抗以君主为世俗权威的工具；它是教会讨伐异端、维持教会正统的工具；它也是进行宗教战争、对外武力扩张的工具。
在中世纪之后，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挑战了罗马天主教会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在思想领域，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挑战了教会正统神学的垄断地位。不过，无论新教改革还是启蒙思想都无意颠覆基督教信仰，无意否定基督教本身的“普世性”。恰恰相反，在中世纪后期萌芽的这些思想运动出自于对于信仰的热切追求，希望撇开罗马教会确定的、掺杂了太多尘世利益的、所谓“正统”的神学观念，进而探寻真实信仰的源头，探索隐藏在自然世界和人类历史之中的源自上帝的“普遍规则”。其结果是基督教世界观的“世俗化”，当理性取上帝而代之，成为启蒙思想家所确立的新的世界观时，“普世性”这个宗教概念并没有被抛弃，而是被新的理论体系所继承。在中世纪，基督教的信仰是普世的，在“理性时代”，“理性”和基于“理性”的种种规则是普世的，“普世性”就这样逐渐地融入到新的话语体系之中。
启蒙思想家所探寻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规律。比如，撰写了《论法的精神》的孟德斯鸠，他对“法的精神”的探索，其初衷正是为了寻找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我看见了：个别的情况是服从这些原则的，仿佛是由原则引申而出的；所有各国的历史都不过是由这些原则而来的结果；每一个个别的法律都和另一个法律联系着，或是依赖于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著者原序）所以，他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讨论各国的法律制度为何各具特色，而是恰恰相反，他要在各种素有天壤之别的法律制度之中，寻找能够一以贯之的普遍原则。另一位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休谟则试图用“实验的方法”来“找出一切责难或赞许最终由之发源的那些普遍的原则”。尽管孟德斯鸠和休谟都为呈现在人类历史中的多样性所困惑，但是，这既没有动摇他们对这些“普遍规律”的信仰，也没有阻止他们对“普遍规律”的追寻。随着启蒙思想的发展，思想家开始认为，是否接受这些“普遍规律”成为人类是否能够走向进步的关键。
启蒙运动在欧洲如火如荼之时，也是地理大发现后欧洲进行殖民扩张之时。理性和以理性为基础的进步观念逐渐成为欧洲认同的核心内容，并成为西方文明的内核，成为“欧洲中心论”的基本理论依据。该理论认为，相对于东方的农业社会、无国家的民族和专制政府而言，在西方的欧洲生活着一批受到上帝眷顾的优等种族，建立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先进工业经济和行政体系。这些先进的工业经济和行政体系是具有“普世性”的，非欧洲的、非西方的国家和民族或早或晚都将依此而走上“进步的”道路。掌握了“普世性”规则的欧洲是人类文明的“中心”，而其他社会则是“边缘”，文明的走向是从“中心”向“边缘”扩展。从这种理论出发的历史观认为，欧洲国家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侵略是将“文明”带给这些落后国家和地区。
这种普世价值不承认其他文明的独立价值和发展轨迹，忽视其他文明对人类文明历史作出的独特贡献，否认在不同文明之间，特别是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一直都存在着的相互交通、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普世价值观最终否认的是本来就存在的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多样性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关系。
诚然，欧洲人创造了席卷全球的工业文明，建立了市场体制，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治理体系，探索了影响人类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欧洲文明的历史中也曾充斥了暴力和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和惨痛的教训。欧洲和西方文明对中国近现代的进步产生过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也曾经是中国遭受侵略、压迫和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习近平主席在欧洲学院演讲中全面阐述了中国文明的精髓和独特的价值体系，讲述了中国在近现代所经历的苦难和励精图治的探索，都说明了中国文明独特的价值、发展、挑战和成绩。中国文明源远流长，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深厚的历史渊源，不是可以随意被遗弃和替代的。
事实上，中国和欧洲是世界上少数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中国和欧洲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并不相同，但都具有深厚的底蕴和新鲜的活力。这种底蕴和活力的构成方式虽然不同，但在人类文明历史中享有同等的地位。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而应当是平等互鉴的关系。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从中国思想家那里获得启迪，而中国的改革者则不断地从欧洲文明中选取精华，向欧洲的学习包括了科学技术、思想观念、治理经验、文化艺术，等等。中国人根据中国自身的国情消化和吸收这些精华，而不是简单地移植欧洲模式。中国成语“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比照别人的长处，哪怕是比自己落后和贫穷的民族的长处，都可以使自己进步。在西方文明中也有类似的比喻。中国和欧洲古代文明的智慧都说明，不仅文明是平等的，而且每种文明都应当虚心向他种文明学习，否则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孙中山先生说过：“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是真正的世界潮流。不同文明应当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平等地相互学习、寻求合作，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精神和追求上的“共同性”，同时也存在道路选择和方式选择上的“差异性”。抹杀差异，否定多样性的“普世性”是不平等的，也是行不通的。
在我们生活的当代世界，网络技术的进步和传播工具的发达使得概念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一键点击就可以完成概念的传输，但是每个概念的形成却需要人类经历漫长的，而且是特定的自然历史过程，而这些不同的经历往往不能通过一键点击而获得传输，需要长期的学习和深入的体验才能了解和理解。目前，网络技术已经开始冲击几乎所有的边界（包括专业的、社团的、经济的、政治的），挑战所有的行为方式、组织形式、思维方式和社会动员方式，并将不可能串联的事物串联起来，让不相干的事情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多元文明和文化相互交叉混杂的平台。越是这样，就越要警惕“快餐文化”，了解并不断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也深入地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包容，不同的民族在保留自己特性的条件下平等地走向融合。
来源：《红旗文稿》 期号：2014/08 作者：田心铭
毛泽东思想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产物，又是指导亿万中国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精神力量。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毛泽东思想发挥了此前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未曾有过的动员群众、改造社会的作用。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崇高历史地位和现实指导地位的思想体系，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予全面、系统、科学的阐述，无论对于文明的传承或现实的实践，都是一项意义深远的重要工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阐明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随着《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思想专题摘编》以及毛泽东多方面文集、文选的出版，《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等重要著作的问世，学界对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的逐步推进，人们更有条件对毛泽东思想体系阐述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新近出版的沙健孙教授的《毛泽东思想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就是一部力作，是当代中国理论工作者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的重要代表性成果。
第一，《通论》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全面、深刻的阐述。
该书对毛泽东思想的整体和各个方面都作了系统的、相当详尽的阐述，全景式地呈现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思想、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以及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都在《通论》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和阐释。研读《通论》，可以全面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究竟以哪些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理解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以往同类著作中较少涉及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通论》也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例如，在第十六章中，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这一重要思想，从毛泽东在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和“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本原则”、“搞好‘第二次结合’必须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实行‘第二次结合’的主要途径和方法”、“立足中国与放眼世界”等方面,分五节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指导原则和途径，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毛泽东“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完整准确地阐明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作者对毛泽东思想体系及其中各个方面的阐述，都以详尽地占有材料，全面、系统地掌握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经过深入研究，做出科学阐述。完整准确地阐明毛泽东思想，不能不对一些观点予以辨析，做出回应。在总体评价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通论》对毛泽东思想是否具有“实用主义因素”、是否具有“民粹主义因素”、是否具有道德主义因素等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辨析和有力地论证。
第二，《通论》按照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力求对毛泽东思想的融会贯通。
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论述，既可以侧重于运用历史的方法，按照时间顺序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也可以侧重于运用逻辑的方法，按照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展现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前者通常称为“史”，后者则属于“论”，通常称为“概论”或“原理”。《通论》的一个特点在于，它既是“论”，又是“史”。它不仅始终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而且在全书中把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论”和“史”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这种结合在该书的结构上通过三个层次体现出来。其一，全书各编之间的关系，是按照历史的顺序安排的。全书除导言和结束语外，分为四编。第一编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地位后，第二、三、四编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依次论述毛泽东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其二，第二、三、四各编的内部结构，即每一编中各章之间的关系，则主要是逻辑的关系，各编分别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例如，第二编分6章依次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中国人民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与基本经验等重大问题。第四编在阐述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指导原则和途径后，以8章的篇幅论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问题的战略性思考，确立“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与“两步走”的战略，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与人民军队工作、国际战略和对外工作、执政条件下共产党自身建设等各方面的思想。其三，在一章或一节中论述某一个问题时，既阐明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又合乎逻辑地展开丰富的思想内容。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的开辟，经历了一个艰苦探索的过程。《通论》依据丰富的史料再现了在实践基础上认识逐步深化的历史过程，同时又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重大意义的系统而深刻的论证。
研读《通论》，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其相互关联，努力做到融会贯通，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第三，《通论》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阐释毛泽东思想，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
《通论》在阐明毛泽东思想时，既追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又考察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阐述毛泽东是如何通过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创造出新的理论，并运用它指导实践，又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的，这样就很好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通论》对各个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既着力阐明毛泽东的独创性贡献，从而说明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又论述了其他老革命家的有关思想，从而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一些问题上，《通论》还将毛泽东思想与共产国际的有关观点和苏联的有关经验进行对照，与中国共产党内右的和“左”的错误观点进行对照，从而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成果，是在反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形成的被实践证明了的理论。《通论》第六章关于“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精辟论述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在结束语中，《通论》论述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使读者能够从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中去认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历史地位。
综观全书，《通论》为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供了重要辅助材料。对于系统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党政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学者，《通论》更是一部有助于在普及基础上提高的优秀理论专著。
（作者：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教授）
来源：《红旗文稿》 期号：2014/08 作者：黄会林 闫玉清
主持人：当今世界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随之产生的文化碰撞也越来越强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承载的期待都多，责任都大。本期讲坛邀请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她的思考和实践会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主持人：首先祝贺您刚刚度过80华诞。您在77岁高龄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咱们今天的讲座就从为什么创办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谈起吧。
黄会林：中国的文化现在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或者说是质的发展的关键点。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传统文明的式微和当代人的精神缺钙。我觉得这个问题会阻碍我们国家文化的提升。2009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把整个会议集中在一个点上，就是文化。这个集中点凝练成四个字就是文化强国，这是我国当今最重要的一个战略课题。目前，中国文化确实处在两个“大”的环境当中：大发展、大繁荣，这两个“大”确实有大量的数据可以证明。但是，同时也要注意还有两个“缺”字：传统文明的式微和当代人的精神缺钙。我想这是我们研究院创办的时代大背景吧。
主持人：您当初怎么想到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这个点呢？
黄会林：中国文化的独特性非常明显，我们是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创造了非常灿烂的文化。梳理一下历史的脉络，我们会发现，在世界文化当中，在人类文明当中，在社会进步当中，中华文化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无可比拟。
这种无可比拟的贡献，我可以简单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公元前四世纪，我们的汉字就相继传入了朝鲜、越南、日本等国，而且成为通行于这些国度的唯一公用文字以及国际间交往的通用文字。而随着汉字的流传，中国的典章制度，中国的哲学、宗教、科技、文学艺术也传播于我们周边国家，或者更远一些的地方，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要素的东亚文化圈。事实上，中国文化对于这些国家文化的影响至今依然可以看出来。
此外，中国的哲学思想、科学技术曾经对欧洲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笛卡尔的“以太旋涡”学说与宋明关于“气”的学说惊人地相似，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思想。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认为，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另外，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欧洲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
主持人：很遗憾的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与经济发展成就相比还不对称，中外文化的传播极不对等。
黄会林：是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日益广泛，我国社会文化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格局变化的凸显，一方面来自于以欧洲文化、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另一方面再加上报纸、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等大众传媒推波助澜。于是乎，我们的文化界、艺术界、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甚至到普通民众，在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语言习惯等方方面面对西方文化崇拜、追捧、向往、模仿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国产影片对好莱坞式大片的跟风日甚一日，文化艺术创作中所谓的“后现代”、“先锋派”作品层出不穷。学术研究当中，也有一些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的状态。急切的文化焦虑不仅会乱了自己的阵脚，更容易误入他人藩篱，做了强势文化的附庸。
放眼当今中国社会，可以看到西方文化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有些方面已经超过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已经超过了古老文明给予我们的丰厚精神遗产。在对光怪陆离、眼花缭乱的西方文化追捧中一些人们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渐行渐远。坚定的信仰遭到嘲笑，无所信仰则成为自豪的资本；诚实被等同于“傻帽”，欺骗被认为是一种才能。这些问题的存在，我认为是缺少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的表现。而一个缺少文化自信的民族，必然是精神乏力的民族；一个精神乏力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因此，我们只有保持自己的文化定力，坚持清醒的民族意识，坚守文化自信，才能在西方文化铺天盖地涌入的时候，从容不迫、沉着应对，以丰厚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文化底蕴，展示中国文明无可替代的文化魅力，争取文化交流的话语权。因为在今天，这种话语权的掌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掌握了这种话语权，才能赢得世界的认可和尊重。这也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根本所在。
主持人：“中国故事、世界传播”是很热的话题，同时也是很不确定的话题，尤其是对中国故事本身的界定比较模糊和犹疑，您能否谈谈我们如何提炼中国故事？
黄会林：请允许我用自己的术语来阐述“中国故事”。我认为“中国故事”、“中国声音”是与自己的对外话语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在2009年北京文艺论坛上提出一个概念：第三极文化。之所以提出“第三极文化”是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思考，是针对当今世界文化格局提出的学术概念和理论设想。当今世界的文化格局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多元”，但是就影响力而言有大小之分，主次之分。我们借用了地理学概念中的南极、北极还有第三极——世界的高极青藏高原。
在多元文化当中有一极是欧洲文化。这里穿插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与我们合作创办研究院的美国国际数据集团，他们做的路线图年份是1500年到2000年。在这个路线图上，他们选择了在全球GDP有突出表现的六个经济体，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印度、美国、欧洲、日本和苏联。路线图显示，1500年最高端的两条线，一条是中国，一条是印度。也就是说，16世纪时，世界经济产值最高的是中国和印度。从1500年一路下来，这条曲线一直在动，大体上在17—19世纪，因为欧洲的生产力极大发展，产生了工业革命，有了文艺复兴，特别是19世纪，欧洲的线在最上面，那时候美国还没有上去，中国、印度都下来了。到了1945年，也就是20世纪中期，美国的曲线突发上升，到了最高。整体来说，20世纪美国GDP在世界领先。接着往下走，到21世纪，也就是2000年，这条线的流动当中最高点有三条，一条是美国，一条是欧洲，一条是中国。中国线的走势是向上，那两条线走势是向下的。
这个建构于科学数据的路线图，和我们提出三极文化不谋而合。我们认为，19世纪是欧洲文化覆盖世界，欧洲文化可以称为世界文化的一极。
主持人：那么欧洲文化这一极之外，另一极就是美国了？
黄会林：对，这是我们从文化影响力的角度，对世界文化格局的判断。到了20世纪，美国上来了，特别是在二战以后，世界中心转移到了美国。应该说，这两种文化都有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面；但是他们也都有造成人类灾难的另一方面。从这个梳理当中，我们就提出了第三极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想法，因为世界的高极青藏高原这第三极正好在中国境内。我们觉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与之相连的中国文化不能乱象丛生，中国文化不能找不着北，中国文化不能以模仿、克隆作为目标，而要树立自己的坐标，要有自己追求的制高点，以此进一步发展中国，壮大中国。回过头来看中国文化，我们认为它是可以担当重任的。因为中国文化有独立的传统，强大的根基和绵长的生命力，所以中国文化需要发扬光大。
主持人：您从文化的近当代影响力而言的三极划分模式，是独特的，确实可以看作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一个创新。那么，对外宣传方式如何创新，您有哪些建议呢？
黄会林：我们身体力行做了一些尝试，即“看”、“问”、“论”、“刊”、“创”和“会”。“看”指“看中国”中外青年影像计划。2011年，我们出经费邀请了来自美国的九位年轻电影人到北京，用他们的眼睛看中国，拍摄十分钟的纪录短片。飞机降落后，这些从未到过北京的外国青年面对第三航站楼不走了，惊异地说：中国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航站楼呢？怎么比美国的机场还好呢？在他们的脑子里，中国是很落后的，没有文化的，是个不毛之地。可见文化的误解有多深！但是，正因为他们刚刚开始了解中国，所以他们拍摄出的片子很有特点，九部作品先在中国展映，后在美国展映。影片拍摄的是美国青年人眼里的北京，一个他们亲自看到的、亲身体验到的北京。拍摄题材也是这些孩子们自己选择的，这是他们眼里和心中的北京。例如《骑行者》，记录了一个运动员沿着北京的地标行走。还有一部片子叫《侠》，讲述了盲童学太极的故事。拍摄这部片子的美国青年对太极生发了独特的体悟，说原来太极不仅是功夫，更是一种有仁有义的侠义精神。“侠”的繁体字就是一个大的“人”保护着两个小的“人”，强势的人帮助弱势的人，就是一种仁义精神，他把片子命名为《侠》，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这九部片子中有三部得了国际奖。
2012年又做了第二届，美国波士顿大学选拔了10位优秀的青年导演来北京，并表示可以签一个长期合作的协议，差旅费不让我们出了，由他们自己出。截至2013年，研究院已连续3年组织来自美国、法国、韩国、俄罗斯、叙利亚等国43名青年导演，出色完成三届共43部“看中国”短片作品，共获得6项国际奖。
主持人：“看中国”属于文化体验式的项目，是将体验式的人际传播用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探索。
黄会林：“问”指“中国电影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数据调研，是以外国观众为对象的有关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的年度调研项目。自2011年启动以来，已连续进行了三届，在数据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6万多字的调研报告，在电影研究者和电影从业者中间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为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和创新依据。
主持人：全球数据调研，是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某些方面的定量研究，应该可以为今后的国家级别的对外传播计划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黄会林：“论”，指研究院一年两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次“请进来”，一次“走出去”。“请进来”：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研究院邀请海内外专家相聚国内，围绕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展开主题演讲和分论坛讨论。2011年11月，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出席了我们的研讨会，卡特先生在会上作了友好的发言。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如果不和中国友好是没有前景的。“走出去”：连续两年研究院组织五位国内专家奔赴海外主办学术论坛，与海外专家针对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进行文化的沟通与思想的碰撞。UCLA（美国电影学的重要高校之一）的罗伯特教授给我印象最深刻。他说，中国电影要想走向美国，走向世界，只需一句话，就是“Be Chinese”。也就是说，中国的电影要走向世界，就得做自己的东西，不要克隆好莱坞。
我们不仅用中文研究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还创办了一“刊”——英文学术期刊《中国文化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简称ICCC）。2013年6月，研究院和德国Springer科技传媒集团就联合出版ICCC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检索，ICCC是目前国际上唯一关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英文学术期刊。
主持人：这就是在别人的话语体系里，由别国的学者来反向地探讨中国文化及其国际传播了。
黄会林：“创”是指研究院的创作项目。研究院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军家族（前传）》，向党的十八大献礼。完成了电影剧本《司徒雷登》，获得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出版总局夏衍杯创意电影剧本奖二等奖。还有电影剧本《国家利益》，获得了北京市电影创作二等奖。近期，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关于邓小平访美的纪录片，暂名《旋风九日》，讲述了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访美的九天，计划2015年贺岁档在国内各大影院推出。
此外，我们还建立了一个文化基金会，目的是为每一位热爱中国文化并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事业的人提供一个尽一份心、出一份力、做一点事的平台。
主持人：黄教授以80岁的高龄，身体力行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一代学者复兴中华文化的勇气和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