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红旗文稿》 期号：2014/01 作者：祝念峰 郑丽平 王雪凌
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年。我国思想理论领域总体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广大理论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研究阐释中国梦等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党的建设等领域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理论界展开了讨论和争论，形成了若干热点。
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提出实现中国梦；2013年3月，他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对中国梦作了系统阐释。此后，又在不同场合多次论述了中国梦。中国梦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最强音，也成为思想理论界热议的话题。
思想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梦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追求，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等重要论述，是对中国梦内涵的科学阐释。学者们认为，中国梦紧密承接了历史、现实和未来，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理想追求的生动表达。学者们强调，实现中国梦就要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引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国外专家、学者也高度关注中国梦。多数人认为，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紧密相连。中国的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梦的实现，必将对人类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学者们反映，在关于中国梦的讨论中也出现一些歪曲解读和认识误区。一是把中国梦曲解为“宪政梦”。这种观点认为宪政代表了中国的未来，要实现中国梦，就必须走西方式的宪政民主道路。对此，学者们指出，中国近代历史早已证明中国走资产阶级宪政道路走不通，坚持宪政道路无异于做无用功。关于“宪政梦”的歪曲解读，其实质是不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二是认为中国梦即个人梦。学者们指出，这种认识的错误在于对中国梦主体内涵的误读。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个人梦三者的辩证统一。对国家、民族来讲，中国梦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梦的汇聚；对个人来讲，中国梦是个人梦的坚实承载舞台，是个人梦想实现的有力保障。中国梦的实现对于国家、民族、个人来讲，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即要让每个人在“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的逻辑中梦想成真。三是认为中国梦即美国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美国的现实，换言之，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对此，一些专家明确指出，“中国梦就是美国梦”的言论，抹杀了中国和美国在性质、制度、道路、价值观等方面的根本差别，其真实意图在于从意识形态上引导国际社会对于美国梦的全球认同。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梦崛起于美国梦衰落之时，中国梦要动美国梦的奶酪，要取代美国梦的霸主地位，中国梦是对世界的威胁。对此，一些学者指出，这种观点源于西方一些政要、学者和主流媒体的强国争霸思维，反映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事实上，这样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中国梦倡导和平、合作、共赢，中国梦是中国的福祉，更是世界的红利。中国不会妨碍其他国家实现自己的梦想，中国实现梦想的经验可以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同时中国梦的实现也有赖于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
中央决定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者们充分肯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并就如何增强活动的实效性进行积极探讨。
学者们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独创性成果，是党的生命线。坚持群众路线是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学者们指出，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加强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举措。它对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需要我们长期坚持，认真贯彻。当前，全国第一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取得初步成效，要巩固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善始善终抓好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努力使党的群众路线在全体党员干部中深深扎根，使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成为党员干部的普遍自觉，使各项事业推进有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
针对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群众路线这一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以下意见和建议：一是要自觉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真正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二是要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为群众办实事，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三是要加强制度机制建设，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长期化、常态化，避免一些地方和部门在贯彻落实群众路线时流于形式，或者把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当作一阵风。
中央充分肯定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主流积极健康向上，并指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值得注意的一些突出问题，如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思潮，引起思想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央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主流态势的认识客观、定位准确，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值得注意的突出问题分析深刻、态度坚定，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有清醒的认识。但也有一些人持否定态度，比如，有人在网上散布说，这就是“七不讲”禁令，等等。同时，一些人仍然在极力主张、鼓吹和宣扬一些错误思潮。比如，在宪政民主问题上，有人提出，宪政是实现一个国家政局稳定的基础，宪政之路是中国未来的必由之路，反对“宪政”是对人治的迷恋，是阻挠依法治国。在普世价值问题上，一些人认为，普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于这些错误思潮，学者们积极回应，认为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其政治图谋就是要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价值标准来改造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些错误思潮。
学者们指出，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至关重要。当前，应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和侵蚀。
2013年的网络世界极不平静。从国际看，美国“棱镜门”事件持续发酵，在世界范围引发轩然大波。从国内看，互联网已成为最大的公共舆论空间，成为今天中国面对的一个“最大变量”。面对错综复杂的互联网，政府主动“亮剑”加强治理，依法打击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欺诈等违法犯罪活动，刑拘“秦火火”等大V，出台“转发500次以上入罪”等司法解释，使网络空间逐步重新清朗起来。这一系列网络热点事件也引发思想理论界对网络安全、网络治理以及网络反腐等问题的高度关注。
一是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美国“棱镜门”事件引发思想理论界对网络安全的高度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棱镜门”事件彻底掀开了美国一直宣扬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虚伪面纱，网络安全威胁已成为全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有学者认为，美国一边高呼取消网络管制、力倡“信息自由流动”，一边暗中监听监看公民隐私；一边以受害者的姿态非难别国发起网络战，一边又组织跨国网络攻击的做法，不仅十分虚伪，而且居心叵测。这正暴露了美国长期奉行的所谓“双重标准”。有学者指出，这其实就是美国价值观的体现：只要有利可图，只要能掌控全世界，就敢撒弥天大谎，就敢践踏一切人类良知、道德和法律。面对网络安全威胁，学者们认为，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挑战，是维护网络信息安全必要途径。对我国来说，把握好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最关键的是要有“阵地不能丢”的忧患意识，有“兴利除弊”的媒介素养，有“能力升级”的创新精神。
二是关于加强网络治理。学者们认为，网络谣言侵蚀着社会诚信，瓦解着社会道德基础，危害极大。打击网络大谣，净化网络环境，刻不容缓。有学者认为，网络可以降低发言的“门槛”，但不是“法外之地”。只有遵守文明上网“七条底线”等基本规则，网络才能健康发展。政府提倡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不代表言论可以无底线、无操守、无良知，批评不代表可以肆意攻击、恶意丑化、随意歪曲。意见领袖作为网络上有影响的人物，尤其要做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好榜样。有学者反映，极少数心理阴暗的人利用网络造谣传谣，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有的已为西方反华势力所利用，或者和西方反华势力沆瀣一气。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学者们认为，必须提高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多渠道加强创新网络管理。有学者建议，政府应善于倾听“网络民声”，把网络作为开展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民意、做好群众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载体，及时掌握最新舆情，积极回应网上议论。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关键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一些敏感问题和突发事件很容易在网上形成热点。面对网上热点，相关部门决不能失语或妄语，而应及时有效应对。一些学者认为，加强相关立法建设是打击网络谣言和网络犯罪事件的根本保障。还有学者指出，治理网络谣言，除了通过立法、加强行业自律、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外，更需要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正能量”。
三是关于网络反腐。2013年以来，上海高院5名官员集体嫖娼等事件延续着舆论对网络反腐的关注。网络反腐也日益成为思想理论界热议的话题。学者们在积极评价网络反腐正能量的同时，更加关注其背后的问题和隐患。有学者反映，在网络反腐过程中，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制度约束，虚假举报、不实举报频现，“反腐”误伤他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一些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公众的“猎奇心理”、“猛料思维”，一些假反腐之名的艳照和视频在网上大肆传播，不仅污染了网络环境，同时也挑战着法律底线。有学者指出，网络反腐能带来一时之快，却不是防治腐败的根本武器；网络给反腐带来了有益补充，反腐却不能止于网络。那么，如何规范和引导网络反腐？如何更好地发挥出网络反腐的正能量？学者们指出，只有将网络反腐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与传统防腐反腐手段互动，形成合力倒逼官员清廉从政的机制，才能发挥出其最大效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反腐正能量。
2013年8月19日至20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事关宣传思想工作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方向目标、重点任务和基本遵循。思想理论界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学习讨论。
学者们高度评价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统揽全局、思想深刻，具有很强的战略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为不断开创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扎扎实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是凝聚全社会力量，同心同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要求。
学者们认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从党的领导干部抓起。一要提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坚定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信仰，增强他们自身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帮助他们澄清模糊认识；二要培养他们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引导他们在大是大非或政治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带头与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三要严肃党的纪律，对那些看到攻击我们党和国家的错误言论无动于衷的干部追究责任，对那些本身就是某些错误言论或思潮的代言人的领导干部严加处理。
学者们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重在切实解决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很多错误思想或思潮的鼓吹者就是利用社会问题和矛盾，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散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因此，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切实解决好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更加科学地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关注民生，从而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民心基础。
学者们强调，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加强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需要培养一代又一代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忽视加强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未来马克思主义人才队伍将青黄不接。
思想理论界高度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尤其是全会召开以来，对全会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解读，迅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是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学者们高度肯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普遍认为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高度自觉。学者们认为，全会通过的《决定》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崭新蓝图，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战略，汇集了全面部署改革的重大举措，是新一届党中央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进军号角，是指导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必须牢固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齐心协力贯彻落实全会作出的各项决策部署。
二是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学者们认为，这是《决定》的总纲提领。不少学者强调，必须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把握这一总目标的内在逻辑和科学含义，历史地、全面地、准确地理解全面深化改革总体目标中“国家治理”的概念：一要历史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的“治理”概念，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皇权统治者的“治国理政”，也不同于西方政治和管理理论中倾向于向政府分权、实现社会多中心治理和社会自治的“治理”概念，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既定方向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语境中，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科学、民主、依法和有效地治国理政。二要全面地理解。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上进行。三要准确地理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优化和创新国家治理的主体格局、体制机制和流程环节，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把我国的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内含的巨大能量和活力充分释放出来，最终实现我国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内含的价值规范和主张要求。
学者们强调，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的含义，要注意防止两种错误倾向：既不能简单片面地按照西方“治理”概念的含义解释，又不能简单认为“治理”的概念只是西方政治理论和管理理论的专利。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内容之一，其根本理论逻辑出自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其历史逻辑出自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其实践逻辑出自中国改革开放和问题解决的实践进程。
三是关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学者们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是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彻底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让市场和政府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的必然要求。要将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从而形成高效市场即强市场和高效政府即强政府的“双高”或“双强”格局。
但是，有些学者在解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时，仅仅将政府的作用局限于“服务”上面，这与西方政府的“守夜人”理论如出一辙；也有一些学者片面强调市场，忽视政府的作用，企图将我国的改革引入新自由主义的邪路。对此，一些学者明确回应，要注意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决定作用论”与中外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作用论”的界限，划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界限，自觉抵制西方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侵蚀。
四是关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学者们认为，这是我们党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深化。既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也强调了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回答了一些人的公有制经济退出竞争领域的主张。有的学者认为，这一表述第一次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表明我们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
学者们建议，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要求，“联系实际、研机析理、解疑释惑，努力讲全、讲透、讲实，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全面准确领会全会精神，全面准确领会全会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对各种曲解三中全会精神、宣扬错误观点的言论思潮，要加强监控，及时制止和批驳，不能放任自流。
2013年，国际金融危机继续向纵深发展，思想理论界高度关注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在研究中进一步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一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当前的资本主义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国外一些学者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已经进入“金融帝国主义新阶段”，具有垄断性、金融资本主导性、停滞、危机等特征。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当前资本主义成为信息化、全球化、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化的垄断资本主义。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新阶段是高度虚拟化走向泡沫化的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二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发酵，2013年6月在纽约召开的全球左翼论坛的主题是“为生态转型和经济转型而努力”，表明连西方一些左翼学者都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处于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交困的局面中。国内的学者们认为，经济持续低迷，贫富两极分化加剧，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掠夺性日益加深，环境和生态危机不断恶化，财政赤字无节制膨胀，垄断资本对民主政治和社会舆论的操控加强，霸权主义和军事干涉盛行，这些弊端相互交织和集中爆发清楚地表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并非一般的周期性危机，而是系统的制度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总爆发。
三是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案。有的学者认为，面对持续不断的危机，欧美各国政府试图运用国家力量“重塑资本主义”，但政策屡屡破产。美国推出了数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质是通过滥印美钞合法地获取别国财富，但无法摆脱财政问题困扰。国会两党、府院间的政治斗争一度导致政府被迫关门，政府关门和债务上限危机交织，不仅使美政治体制运作陷于瘫痪，也将危害外溢于整个世界，充分暴露了美政坛政治极化加剧、社会结构性矛盾激化的弊端。欧洲力图削减社会福利，为政府解套，但至今仍在债务危机的泥淖中挣扎。有的学者认为，面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无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主义，都显得力不从心。实行新自由主义，难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失业、经济危机和贫富分化等严重问题；实行国家干预主义，会损害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损害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
学者们认为，在资本主义陷入困境的地方，往往最能显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度发酵的欧美国家，各类国际论坛剑指资本主义痼疾，探讨现实危机出路和替代方案。人民大众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作用与组织形式，全球和各国财富的贫富分化及其负效应，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与人类社会的进步等问题，成为这些论坛的主要议题。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问世，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全球正义、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以及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等问题。
长期以来，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评价一直是思想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中央隆重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中央有关部门举办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把纪念活动推向高潮。思想理论界围绕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从整体上看，思想理论界对毛泽东同志评价客观，对毛泽东思想认识深刻，但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和问题。学者们认为，全面地历史地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必须站在党和国家的角度。以个人得失作为评价毛泽东同志的标准是简单的实用主义态度，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完全不可取的。
学者们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系统论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个活的灵魂的基本内涵和时代要求，历史地看待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强调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战略性、指导性，为新形势下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根本遵循。学者们强调，对毛泽东同志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要承认和纠正这些错误，但他不愧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只讲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与历史地位，丑化毛泽东同志伟大的历史形象，实质是对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否定，是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丑化，必然导致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也必然导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否定。我们应当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有学者反映，一段时间以来，否定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割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成为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与历史地位的一种重要手段。对此，学者们强调，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显著的，为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发展打下了重要而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前的30年和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连续不断而又有所不同的两个历史时期。不能将这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互相否定。
学者们指出，否定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和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历史的思潮背后，实际上是近年来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作祟。任由这股思潮泛滥，势必会混淆人们的历史观，搞乱人们的思想，甚至可能出现社会动荡。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等领袖人物，搞历史虚无主义，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针对当前否定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种种言论，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加强对广大人民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青少年学生的历史教育。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迅速推出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在思想理论界受到广泛好评，也成为思想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是关于党的作风建设。学者们对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纠正“四风”等一系列举措给予积极评价，对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取得的进展和成效普遍表示认可，一致认为作风体现党的性质、代表党的形象，关乎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中央八项规定和整治“四风”的举措，展示了新一届领导人实干兴邦、求真务实、密切联系群众的风格，映射出中国未来施政动向。在充分肯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于改进作风的可持续性表示出一定程度的担忧，担心抓作风转变是“一阵风”，担心以形式主义反“四风”等。
二是关于反腐败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初的反腐讲话中强调，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这些思想观点受到理论界的好评。学者们认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表明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反腐败取信于民的关键。多数学者坚信，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随着各项反腐制度的完善、社会民意的不断汇聚，一定能放大反腐正能量，让未来的反腐斗争更有成效，带给社会更多的廉政信心。
三是关于法治中国建设。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年初明确发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号召，强调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学者们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勾画了更加清晰的奋斗愿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中国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指明了前进方向。
围绕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中国，有的学者表示，建设法治中国决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有着十分丰富内涵的真实目标，其最基本的要素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威的中国，是全体公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中国，是政治清明、经济富强、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中国。有的学者认为，建设法治中国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要使每一项立法都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要使每一部法律法规都得到严格执行，要使每一个司法案件都体现公平正义，要使每一名公务员和普通公民都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学者们表示，实现中国梦，法治是最根本的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建设法治中国勾勒了改革整体框架。建设法治中国，行动就在当下。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百折不挠，就一定能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中国的进程中，奋力建成一个法治中国，创造法治建设的中国奇迹。
2013年的国际形势总体平稳，局部动荡，国际力量对比渐趋均势，呈现如下五大特点：
2013年东西方差距在缩小，从而加速了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在经历5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复苏。虽然发达经济体刚出现一些好转迹象，新兴经济体又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总体来看，并未改变南高北低的增长态势，西方国家仍处于悬崖之上，欧债危机远未结束，法国已深陷经济失速泥潭。据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报告显示，自2009年至2012年，22个欧洲国家中接受救济组织食物施舍人数增加了75%。该会秘书长格莱塔说：“欧洲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此外，二十国集团取代了八国集团，成为国际合作的首要平台，既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加强沟通、增进信任的有效渠道，又是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途径。联合国正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各成员国强烈要求国际政治民主化，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西方的一些提案被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在增加。金砖国家日益活跃，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当前发达和新兴两大经济体支撑世界，缺一不可。西方国家一手遮天，一家说了算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各大国加紧角逐，互相制约，斗而不破。其主要特点是：
1.重视联合国安理会的重要作用。各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处理更加注重发挥联合国作用，尤其涉及对主权国家实施军事干预的问题，西方国家更需要安理会的授权，以应对国内民意和国际舆论压力。在处理叙利亚危机问题上，西方国家迄今未拿到安理会对叙动武的“尚方宝剑”，故未能如愿以偿，甚至连美国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像2003年打伊拉克那样再绕开联合国攻打叙利亚。9月24日，奥巴马在联大发言中，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迫使叙利亚放弃化武的决议。
2.争站国际道义制高点。对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贩毒、贩卖人口、恐怖主义、化武、核武等涉及人类生死存亡的全球治理活动，各大国争相参与、阐明立场、提出方案、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尽管各国对上述问题看法不一，举措也不尽相同，但总体采取合作态度，以体现国际责任感和人道主义。比如，最近召开的华沙气候变化大会，虽未解决实质性问题，但还是达成三项主要共识,表明与会各国都不愿承担大会失败的责任。
3.文斗武备。各大国互存疑虑互有戒备，争相发展军力加以牵制。外交来往频繁，时而唇枪舌剑，时而达成妥协。当前，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热点。美国加快战略重心东移，重返亚太，实施“再平衡战略”。其双管齐下，步伐强劲，一方面，加强对该地区军事部署，投放60%的海、空军力，又在日本冲绳追加部署了12架新型“鱼鹰”运输机，提升远程投运和机动打击能力；不时对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正当行动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并同日、韩、菲分别举行海上联合军演，扰乱中国周边安宁。另一方面，美国在同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又大搞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拉拢日本等国，企图主导地区安全和经济事务，遏制中国崛起。俄罗斯调整军事部署，实施远东开发战略，积极参与朝核问题的解决，坚决反对日本否定二战侵略的言行，敢于对美国说不。
4.合作大于争斗。国际政治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一个多元竞争舞台。当前，各大国都在加强合作，各种合作组织层出不穷。2013年9月，俄美达成销毁叙利亚化武的框架协议。9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全体通过了销毁叙化武的2118号协议。美伊（朗）关系开始“破冰”，9月27日，两国元首实现了中断34年的首次通话。12月7日，世界贸易组织第九届部长级会议达成了该组织成立18年来首份多边贸易协议，致使多哈回合谈判12年僵局获得历史性突破。这对处于脆弱复苏的世界经济而言，无疑是重大利好。当然，各大国在合作中常伴有争斗，但大都适可而止，留有余地。
美国领导力下降，老大地位今不如昔，指挥棒有些不灵了。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八国集团峰会上，美国的声音不再那么响亮，附和者渐少，反对者增多。2013年10月11日，西班牙《国家报》网站发表题为“华盛顿，有人在吗？”的署名文章称：“一个在解决国内问题方面遭遇诸多困难的超级大国将很难充当世界的灯塔”。同时，美国对于欧债危机的旁观者态度引发了欧盟多数国家的不满。他们认为，美国作为盟友在“隔岸观火，见死不救”。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爆料美网络监视项目，暴露了美国一贯标榜的“民主、自由、人权”的虚伪性，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责难。
在中东，奥巴马“无奈”地接受了俄罗斯“化武换和平”倡议，推迟对叙动武，从而开创了冷战后国际社会成功阻止单边军事行动的先河；美国在埃及的外交斡旋屡遭失败，进退维谷；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伊局势动荡不安，美国打造的中东样板荡然无存。
在亚太地区，美国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但实际上，除日本、韩国、菲律宾之外，美国对其他亚洲国家的影响力渐弱。美国大力推行的TPP，参与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谈判进程举步维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共识是个未知数。2013年10月，美国联邦政府关门导致奥巴马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使亚洲人怀疑美国对该地区的责任心的持久性，从而折射出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下降。
俄罗斯在崛起，国际影响力在上升。普京执政后积极为其“强国梦”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在斯诺登事件中，俄罗斯是唯一一个在心理上做好对抗美国准备的大国。美国《福布斯》杂志10月30日公布2013年度“最有权力人物”排行榜，将普京排第一位，奥巴马排第二位。其理由是，普京重新出任总统后已“巩固领导地位”，而奥巴马刚连任就进入“跛脚鸭”时期，2013年10月，美联邦政府“停摆”就是最新例证。此外，奥巴马应对叙利亚危机和“监控门”事件效果不尽乐观，普京则“成功令叙利亚免受美国军事打击”。由于俄美在全球性和双边重大问题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美国继续奉行制俄、弱俄政策，因此，两国关系虽有重启，但转暖有限，难有大的起色。
俄罗斯重返中东势头强劲，着重加强同伊朗、叙利亚和埃及关系。借鲁哈尼上台调整对外政策之际，俄罗斯强化与伊朗合作。双方签署了包括军贸在内的合同。对于伊核问题，俄罗斯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同时，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此外，俄罗斯全面发展同叙利亚的关系。对于叙利亚危机，俄罗斯积极致力于政治解决，坚决反对外来军事干涉，并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3次否决权，打掉了西方就叙利亚危机提出的含有对叙动武的有关提案。对于叙利亚化武事件，俄罗斯出新招，提出“化武换和平”倡议，使叙利亚免遭美国军事打击。最近，俄罗斯同埃及关系全面升级。2013年11月14日，俄外长和防长同时访问埃及，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这些情况表明，俄罗斯一度放弃世界大国地位的情形即将结束。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阿拉伯转型四国乱象丛生、各政治派别争斗激烈、经济下滑、失业率高企、社会治安恶化、民不聊生。2013年7月3日晚，埃及军方发动政变，解除了民选总统穆尔西的总统职务，并提出了政治过渡的“路线图”，穆兄会和穆尔西支持者要求恢复穆尔西的总统职务，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开罗安营扎寨，同反对派和军警发生多次流血冲突，埃及进入新一轮动荡期。在突尼斯，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执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下台，不排除政局发生变化的可能。利比亚混乱不堪，恐怖活动失控，总理遭绑架，民兵武装大开杀戒，西方驻利比亚外交机构纷纷撤离。也门部落争斗加剧，“阿拉伯半岛支部基地组织”在南部经常袭击政府军，制造社会动乱。
叙利亚危机至今拖而未决，反对派武装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沙特、卡塔尔、土耳其等地区国家的大力支援下，势力大增，加之外来伊斯兰势力及“基地”组织的参与，力量增至约10万人，但仍难以同政府军抗衡。目前，叙利亚政府尚能控制局势，政府军主导战场走向。由于叙利亚政府对化武事件采取了明智立场和举措，躲过了美国对叙动武一劫。目前，国际社会对叙危机需政治解决基本达成共识，但要解决问题尚需时日。
美国掌控中东地区事务能力明显下跌。美国加速战略重心东移，对该地区投入相对减少，加上政策失误，带来了诸多恶果：一是造成地区持续动荡。由于美国的干预，地区乱局短期难消。拿埃及来说，美既支持穆尔西民选总统，又默许军方倒穆；既承认穆兄会的合法性，支持民主化进程，而仅口头谴责军方，搅乱了埃及社会稳定；二是制造叙利亚危机麻烦。美国公然要求巴沙尔总统下台，是明目张胆地干涉叙利亚内政。它对叙利亚实行制裁，大力支持反对派，敦促他们联合成“全国联盟”，并在“叙利亚之友”会议上煽动推翻巴沙尔政权；三是地区恐怖活动泛滥，越反越恐。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伊政局骤变，各政治派别、宗教、族群内斗激烈，血腥恐怖爆炸事件时有发生。美国打利比亚推翻卡扎菲政权，导致大量武器流入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之手。利比亚成为该组织的大本营，曾一度制造马里动乱，绑架阿尔及利亚油田人质。
2013年，中国新外交十分活跃，成效丰厚。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正以新战略、新思维、新形象亮相国际舞台。中国的发展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研究和借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新“改革路线图”，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多国政要纷纷访华，寻求同中国加强全面合作。12月4日，习近平主席会晤来访的美国副总统拜登时，拜登表示，美方赞赏习近平主席为推动美中关系体现出的战略远见和务实态度，积极致力于同中方一道，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相待基础上，建设美中新型大国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改革现已进入深水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就外部而言，主要有四个：
一是融入国际社会需做更艰苦努力。中国政府一再宣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搞强权政治，不称霸；践行“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建立“和谐世界”的价值观。然而，国际社会仍心有余悸，加之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视中国为“异类”，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更增加许多国家的疑虑和担心。因此，中国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来说，是机遇而不是挑战。
二是履行国际义务任重道远。西方国家故意夸大中国的实力，要求其承担许多难以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否则，中国就是“不负责任”。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期望值过高，寻求巨额援助。如不能满足要求，也牢骚满腹。其实，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虽居世界第二，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排列世界第85位。按世行标准，中国还只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仍有近2亿人口没有脱贫。因此，中国只能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及提供外援。正如邓小平曾讲的那样，只有中国发展了，才能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三是周边安全常受干扰。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泰国、斯里兰卡、缅甸、尼泊尔等周边邻国政局不稳，恐怖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天灾、人祸频仍；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借东海、南海岛屿发难，挑衅中国，中方需认真应对；东突、新疆分裂势力、藏独分子时常在中国境内滋事，扰乱社会治安，直接影响中国西部边陲的安全。
四是美国加快战略重心东移麻烦不断。美国重返亚太地区，打破了该地区过去“黄金十年”相对稳定的局面，干扰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致使东盟出现“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趋向。在此背景下，今后中国需花大力气，深化同东盟各国的多层交往，多做增信释疑工作，妥善处理有关争端和纠纷，增加中国的亲和力，防范美国的破坏与捣乱。
（作者：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副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前驻中东大使）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一个国家最深厚的软实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同志对文化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对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也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些都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目标指引和重要遵循。其中，一个很耀眼的主题，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振奋起全民族的“精气神”。一是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鲜明突出的历史使命。二是巩固和坚守共同的理想信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永远飘扬的精神旗帜。三是汇聚和传播崇德向善的正能量，是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感染力的重要途径。四是改革创新文化体制，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不断前进的动力。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片蓝海，然而一些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照搬传统工业化老路，简单把乡村变城市、把农民变工人，引发了许多问题。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不仅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也为走出一条城乡融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指明了方向。城镇化面对的客体主要是7亿农民、200多万个自然村。国家强调生态文明理念和城镇化战略有机结合，实际上就是要立足乡土社会内生的多样性来加强生态建设，在城乡统筹中推进城镇化。如果能够把投资重点转到“人的城镇化”而不是维持过剩的城市产业，通过生态恢复和乡土社会重建来改善地方治理，农民就不至于背井离乡，农村也能增强吸引力。这种城乡一体化应当是未来方向。始终应记住，改革，而不是资本，才是新型城镇化的真正动力。
城镇化既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自然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涉及人口的空间转移、经济的进步、社会的变迁、文化的演进乃至体制的变革。城市增长方式转型是城镇化转型的基础和核心。城市增长方式转型的首要问题是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去30多年来，我国城市经济规模迅速扩张，但这种增长是以资源高消耗、资本高投入、污染高排放的方式实现的。必须尽快摈弃旧的发展模式，使城市经济发展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上来。城市增长方式转型的第二大问题是城市空间拓展方式转型。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的突出特征。解决城市空间粗放扩张的问题，要转变城市规划理念，使城市规划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要强化城市规划的法规严肃性，切实改变城市建设与城市规划“两张皮”、一任领导一种发展规划、大拆大建大手笔的状况。
目前我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2000年到2010年，市区人口增加了35.3%，建城区的面积增加了99.3%，过去十年中国城市人口的密度下降幅度超过25%，城市人口密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现在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工业用地占比重太高，居住用地比重太低。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建设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非常高。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的政策有很多误读，最大的误读是对土地政策的误读，很多公司以为可以随便到农村去圈地，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小产权房就可以合法化，城里人可以到农村买农民的住宅等等。土地制度改革，根据中央精神，首先是要守住底线、试点先行、稳定推行。底线是什么？第一，集体所有制不可能改变，也不可能把集体土地改成国有的。第二，守住耕地红线。最重要的是把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放在第一位，不能以牺牲农民土地利益为代价，让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现在土地制度认识分歧最大，所以三中全会提出关于土地改革措施，绝大部分都要先试点，要获得授权，不能够抢跑。土地制度要从根本上转型，最重要的是三点。第一，保护产权，农民集体的产权要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第二，土地一定要集约、节约来利用。最重要的是第三点，一定要创立地方政府有可持续的税收来源，跟土地、不动产、住房有关的税收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振奋。中国的改革不再是在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里的深入，而是全方位地在整个社会中深化。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经济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和政治建设的进一步法治化将是中国深化改革的两个主轴。但是，由于过去革命年代非此即彼的思维惯性，中国的学界和政界都有一些人习惯性地把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法治化简化为一个公退私进的过程。这种把中国的改革简化为公退私进是对改革的一种片面理解和误读。事实上，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在本质上是要厘清经济活动和政治权力的关系，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把政治的还给政治。让市场配置和政治管理，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在划清市场和政治边界的改革过程中，市场和资本权力不是简单地扩张，政府和公权力也不是简单地退缩。相反，随着经济进一步的市场化，政府的公权力除了在微观经济领域的退出外，在社会众多的公共领域还会进一步成长和发展。所以，在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中，政府公权力是有进有退，而不是简单的公退私进。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成就表明，不同所有制性质的经济成分都是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必要形式，不可偏废。同时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这些不同的经济形式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和利益诉求，因而在客观上必然存在一定的相互矛盾。这一矛盾在思想认识领域中的突出表现是，在党中央再一次明确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原则的背景下，反对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并极力主张私有化的声音仍然是一浪高过一浪。国有企业垄断论、低效率或无效率论、腐败论、国进民退论、公有与非公有之间不平等论等各种观点仍然充斥于网络、报纸、杂志、各种报告和会议上。资本在话语权上显得越来越强势。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正是因为存在某些领域和方面的资本权力过大，从而产生了一些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在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非公有资本和非公有经济仍将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因为非公有资本和非公有经济存在一些问题就将之妖魔化是错误的。在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始终坚持正确认识和处理资本(特别是非公有资本)与社会的关系。从政府、资本和劳动者这三个主体的客观地位来看，劳动者是天然弱势的一方，而政府和资本这两个方面则都具有相对强势地位。因此，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角度来说，如何进一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话语权地位，是维系中国社会平衡和稳定的重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所谓权力清单，是指对政府及政府部门行使的职能、权限，以清单方式进行列举；行政机关履行职能、行使权力，应当按照依法律、法规确立的清单进行，不属于清单列举范围内的职能和权限，行政机关不得为之。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中国的传统理念中，政府是一个强势机关，整个社会都在它的管控之下。政府划定市场主体可以投资和经营的范畴，不少地方政府主动出击，招商引资，制定各类产业发展政策或投资项目指导目录，有些地方政府为了上项目、拉投资，甚至违反国家税收和土地法律法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同时，负面清单管理方式也应运而生了。按照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制度，凡法律没有禁止的，相对人皆可为之；凡法律没有授权的，政府及其部门不得为之。这是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管理方式创新，对政府依法处理好其与市场的关系提出的新要求。
21世纪初，新兴民主国家酝酿着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一路推进，却导致正在经历民主过渡的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和分裂。在今后2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这种趋势很可能会在发展中世界占据支配地位。泰国当前的政治危机就很能说明问题。泰国的经验表明，民主可能是薄弱和表面的，更多地有赖于程序和政治载体，而不是真正的民主实质和进程。如果没有通过选举得以体现的民众意愿，就不可能存在民主。不过，单靠选举还无法建立一个达成持久宪法安排的屹立不倒的民主国家。而如今，更多的国家实现了民主，但民主也变得更加混乱，原因是在信息技术发达且加快扩散的形势下，更多的人参与到了政治进程中来。要想让发展中民主国家正常运转，必须允许选举中的赢家负责任地执政，制定制度和倡导价值观，同时允许输家充分表达他们关注的问题并保护他们的少数派权益。如若不然，这些民主国家就会一直动荡下去，陷入无休止的抗议活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