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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学党委中心组2014年理论学习材料第7期
2014年09月05日   审核人:

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

来源: 《红旗文稿》 期号: 2014/09 作者: 詹得雄

泰国政局因为无休无止的街头抗议而混乱不堪。令西方一些政治观察家皱眉头的是,在曼谷街头游行的人不是争取“一人一票”的西方式民主,而是反对“一人一票”。因为英拉的为泰党及其前身,一贯照顾北方农村地区的贫苦农民,而农民在人数上占多数,所以,如果“一人一票”地选举,为泰党总是赢,而反对派则无法上台。反对党声称,表面上看英拉和她的哥哥他信是照顾农民,实际上是用小恩小惠来巩固自己的选票资源。他们指责他信利用农民来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要求先“政治改革”再举行选举,这实质上是要否定“一人一票”,而由各行各业的精英组成“人民议会”。

但是,“一人一票”是西方民主的金科玉律,在西方人眼里是民主的命根子,怎么能否定呢?于是就引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人一票”合理吗?会不会带来“多数人的暴政”?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完美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

一、西方民主理想与现实的脱节日显严重

西方民主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那时在一个城邦小范围内有可能实行奴隶主和自由民的直接选举民主,但没能长期坚持下去。后来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把它理想化,变成了一个完美的构想:每个公民都是理性的,他们一定会理性地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而当选的人自然会大公无私地代表选民的利益而尽心尽责;没当选的人也会心悦诚服地服从当选者的领导,做负责的反对派,在议会里参加理性的讨论;权力的移交自然也不会有阻力。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么理想的程度,天下何愁不太平?事业何愁不兴旺?

令人惋惜的是,这种理想的民主制度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人们看到的现实是,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民主理想与现实的脱节叫人惊恐。黑金政治、政党恶斗、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将来长远利益等等毛病已是公开的秘密。难怪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利昂·帕内塔2013年2月13日就议会的恶斗愤怒地对记者说:“我过去总感觉,国会领袖以及无论哪位总统,当涉及这个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时,都愿意合力解决那些问题。总是有一些界线,……我认为,眼下的状况太卑鄙了。”

美国《外交》杂志2013年1/2月号刊登著名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的文章《美国还有救吗?》,他写道:“正如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所说,(美国的)问题是现行政策有利于热心维持现状的利益集团。改革要求政府必须将国家利益置于这种狭隘利益之上,而这在民主国家里越来越难做到。”

奥地利《标准报》2012年12月22日刊登题为《精疲力竭的民主政体》一文说:“在越来越多的欧洲人看来,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政体——其权力来自于人民——已经不复存在。权力不再来源于人民。人民虽然还被要求参与选举,但这与是否意味着确实有选择的权力无关。”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选民一人一票(当然经常有大批人不去投票)选出了议员,合法地组成了一个政府,但这个政府是为了小集团服务还是为广大选民服务,选民就管不了了,顶多等下次再来投一次票。这种办法确实叫人失望,但在西方一时还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代替它。

二、名义上的民主有可能酿成意想不到的恶果

实行民主政治的前提是社会上必须有公民意识和法制意识,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互相妥协的精神。如果谁也不想妥协,又视法律为儿戏,这一派强调宪法的这几条,那一派强调宪法的那几条,谈不拢就上街用暴力相威胁,那么所谓“社会契约”就是一张废纸。健全的社会需要法制,而法制需要遵法的意识。虽然泰国的民主实践已80多年了,迄今看来还是处于既超前又落后的状态,完善的过程仍然很艰难。

回顾历史,世界上曾有一些实例告诉人们:如果做事一味地理想化,希望一朝一夕就在人间建起理想的天堂,结果却往往会堕入地狱。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一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成立了魏玛共和国,实行当时欧洲最先进的《魏玛宪法》,当时一些人认为,德国从此将从失败的废墟上崛起,并成为世界上最民主、富裕的国家。

但是,事与愿违。有学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民主的《魏玛宪法》草拟出来,就像是为真正的政治打开了一扇大门,而德国人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好比一群乡下农夫来到了皇宫门口,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人们看到的是议会里不同意见的人相互谩骂,大放厥词,并在15年的时间里换了17届内阁,而议会外则是成千上万的人在挨饿。此后的历史是大家都熟知的,希特勒的法西斯势力利用了当时民众宁要安定、温饱不要民主的心理,从而掌握了政权。

这段历史告诉人们:民主并不等同于一纸宪法和“一人一票”,民主还要求其他很多条件。如果一味地把西方民主理想化,一下子把西方的民主模式照搬过来,只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动乱的恶果。这种事情在非西方世界的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今天,名义上实行西方民主的国家很多,但极少是成功的。美国用武力在伊拉克、阿富汗强行推行民主,迄今还是爆炸声不断,人民遭殃。看看那些毁了家园、丢了性命的人们,他们又能到哪里去申冤呢?

三、不能只讲民主不讲集中

彭博新闻社2013年5月22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说:“现代历史就是发端于英美的自由民主制如何在世界各地传播的历史。这听起来或许荒谬。事实上,这种自由主义的发展故事是西方大多数报纸社论、政治评论和演讲的基调,同时也是在非西方世界影响人们看待政治发展的宏观观点。”奥巴马在他的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说:“我们将支持从亚洲到非洲、从美洲到中东的民主政体,因为我们的利益和良知迫使我们代表那些渴望自由的人采取行动。”

在西方这种长期的话语霸权下,今天世界上已形成了“悠悠万事,唯民主为大”的语境。这是为西方的“人权外交”服务的,目的是建立美国式的霸权。似乎当今世界唯一的问题是民主,只要民主了,其他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如果你说不能只讲民主,也要讲集中,马上就有人指责这是“独裁”、“专制”、“野蛮”。现在到了该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人类基本的问题是要吃饭,要生存,要安居乐业。在废除了封建统治之后,理所当然的是要由人民当家作主,这在理论上没有疑问。问题是怎样在实践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不是每个问题都来个“全民公决”?西方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自称代表全民利益,创造出了多党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这是历史的进步,同时也带有历史局限性。人们逐渐发现:“美国国会,现代世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立法机构的化身,现在不经过控制着国会议员们的竞选财源的公司游说集团等特殊利益的许可,就不能通过法律。”(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未来:全球变革的六项驱动因素》)这样的议会怎么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呢?今天西方各国缺的是一个能为人民长远利益、全局利益服务的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而现实是一批批走马灯似的政客。

但是,西方国家凭借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要人们相信:西方国家的强盛全是拜西方民主所赐,西方民主是终极真理,西方国家的天赋使命是把西方民主推广到世界每个角落。

每个国家在文化传统、人口构成、宗教信仰、经济发展水平、法制意识等方面都各不相同。这决定了各国在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方面都会有自己的特色,要一步一步来,原则是在保持社会秩序大体平稳的情况下,逐渐扩大民主,提高公民意识,进入良性循环。有人认为,泰国目前的混乱只是必须付出的“民主的成本”。这种说法太轻飘飘了,有点隔岸观火的味道。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经验证明:民主集中制是最合适、最有效的,我们要十分珍惜它,坚持它,完善它,完全不必在乎别人说三道四。

四、什么是民主的合法性?

西方许多政客一直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自封为判官,今天说这个国家不民主,明天说那个国家不自由。在他们看来,中国因为没有实行多党议会民主,所以中国的政权是不合法的。西方也有头脑清醒的人,例如英国经济学者、《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与世界新秩序的诞生》一书的作者马丁·雅克2012年11月2日写道:“你可能认为,一个国家或政府的合法性或权威性几乎全是由西方式的民主功能所带来的。但是,民主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民主本身并不能保证合法性。”他举例说,现在西方有许多国家频繁选举,似乎程序上是合法的,可是相当大比例的民众不信任政府,合法性又体现在哪里呢?

有些学者一直在探讨政府的合法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他们大致归结为5条:第一,这个政府是否有号召力,提出奋斗目标,并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第二,国家经济发展满意度高不高,老百姓生活是否改善或有改善的前景?第三,文化传统是否有利社会的和谐和理性处理社会矛盾?第四,大多数人在自由和秩序方面的感受如何,是否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和平等的一员?第五,政府是否能体察民情,并及时、妥善地回应老百姓的要求?

由此看来,合法性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个政府是否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更多地取决于政府是否能用政绩来换得人民的心悦诚服和拥护。

五、西方不得不对中国特色民主刮目相看

泰国的乱局让西方感到不安,他们担心人们不再相信西方民主。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014年1月27日的文章说泰国的乱局是“凶兆”。作者说:“泰国可能是一种全球现象的表现之一:脱离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转向新的政治模式,尤其是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亚洲一党制专制国家。”作者问道:“如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亚洲——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模式呢?是失败的法国、衰弱的英国和萎缩的美国那样的西方民主模式?还是不负众望的中国和新加坡政治类型?”

马丁·雅克也说:“中国政府是一个相当称职的机构,而西方国家的政府大有改进的必要。它们或许民主,但是它们的治国之道依旧业余到令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现在西方很多学者醒悟到,再也不要以西方习惯的固有的方式衡量中国了,马丁·雅克说:“就中国的个案来说,其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西方式社会历史或经验之外。”

美国政治智慧库尼古拉·贝格吕昂说:“西方国家应当对中国文化、中国道路和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给予更多尊重,不应强行向中国推销不同的政治制度。”

可惜,这些看法现在不是西方的主流意识。西方国家的某些政要有时口头上也说尊重多样性,尊重中国自己的选择,但实际上还在明里暗里挑动、扶植所谓的“民主人士”,寄希望于这些人在中国搞什么花、什么颜色的革命,以证明西方民主的唯一真理性。

我们的回答其实很简单: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以人为本,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民主治理,永远把人民的安居乐业放在第一位。至于别人学不学中国,那是人家的事,不取决于我们。他们要学,也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无法照搬。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3年1月6日发表署名文章《美国可以借鉴中国经验》,认为中美之间应互相学习,文章建议美国:“政府应当经常举行选举投票,调查选民的观点。不过,政府还应当组建由‘智者’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在选举圈外制定长期计划。”如果真这么做,不是有点像中国的政协了吗?

六、西方的民主偏见比无知更害人

有一句谚语说得好:“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至少近20年来,西方很多人戴着“民主”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得出的结论令人啼笑皆非。他们以中国和印度为例,一口咬定:“民主”的印度一定比“独裁”的中国好。

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10年前后,印度经济发展速度确实大大加快,从3%左右的所谓“印度斯坦速度”上升到8%—9%。可是,令西方不解的情况似乎突然出现了。2013年5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文章说:“不久前,印度国内有人喋喋不休地谈论,认为该国有可能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大国。但印度非但没有赶上中国,却反而开始倒退了。”客观原因当然是西方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但这样的外部条件对印度与中国来说是一样的,而两国的表现却有很大不同。这种情况给那些为印度“民主”大声叫好的西方人带来了难堪。英国牛津大学欧洲问题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加顿·阿什先生先是2014年年初在孟买的印度国际关系研究委员会发表了一次演讲,继续为印度民主叫好打气,继而在西方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西班牙《国家报》2014年2月7日也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极为鲜明:《自由应当超越独裁》。原文提要如下:“令人悲哀的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在经济增长率、通胀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预算赤字、腐败、透明度等诸多经济与社会指标方面,都不如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中国。”

文章开头是这么写的:“为什么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发展情况显然不如最大的独裁国家?之所以用‘显然’一词,是因为印度的现状和中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尽管任何自由的捍卫者都希望自由国家能发展得更好。”

阿什先生的语气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味道。可是,阿什先生为什么对自己的“为什么”不探个究竟呢?比如,印度的“民主”真的那么好吗?中国现在真的是“独裁”吗?难道中国下决心改革开放,推出那么多新政策,今天又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收入分配,建设美丽中国,这些都是“独裁”的结果吗?

曾经有许多人相信,只有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才能解决腐败问题。我之所以坚信西方式的民主不能照搬到中国,得益于我在印度工作8年的见闻,领教了那里的多党议会民主。可以说,印度所有的政党都在纲领中宣称自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穷人的利益。这样的宣言已经唱了60多年了,结果怎样呢?人民不需要一些政党在竞选时争着给他一块糖吃,而是需要有远见、有魄力、有权威的政治领导人能从根本上推行为全民造福的政策,从而使每个国民自己有钱买糖吃。

外人往往不知道印度的实情,而只听到西方的煽情宣传,说印度如何如何好,而中国又如何如何不如人家。例如,有人说印度人看病不花钱。我真感到惊讶。我在新德里时看到,公立医院看一些小病确实不要钱,就诊环境如何就不去说了,但那也只是在大城市。据2013年11月16日法新社报道,印度农村发展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在新德里一个论坛上说:“众所周知,印度的公共医疗系统已经崩溃。……在印度许多贫困地区,公共医疗系统根本不存在。”

阿什先生给印度鼓气说:“印度,加油!……印度必须在政治上击败中国。”真怪,按西方的逻辑,印度不是早在政治上击败中国了吗?何待将来?不过我也想说:“印度,加油!”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各国要探索自己的路。印度的民主慢慢总会改善吧,虽然路很长很长。印度领导人也很有信心,印度财政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2014年3月4日在力挺预算提案时声称:“什么也阻挡不了印度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们将和美、中并肩而立。我们拥有实现这个目标的一切资源,但只有努力工作并尊重经济规律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他还说:“我们没有做蠢事的余地,也不能做任何不理智的事情。我们必须确保每个人实现自己预期的目标。

中国与印度是友好邻邦,虽然有一些分歧和争端,但共同点也很多。鲁迅先生曾说过:印度“乃华土同病之邦矣”,“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艺文,无不蒙贶,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希望中国和印度在21世纪同时富强起来。

(作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西方学者“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哪些理论?

来源: 《红旗文稿》 期号: 2014/09 作者: 吴易风

近年来,美国和欧洲相继深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被危机严重困扰的西方各界人士对过去和现在流行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极度失望。西方学者在检视他们自己的相关理论的同时,不少人把目光转向马克思,并“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许多重要理论。这些发现,对于认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分析资本主义的现状和前途、认清新自由主义的危害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思想“照亮了当代社会”,“依然是当今世界的真理”,现时代“是一个向马克思学习的时代”

西方一些学者充分强调马克思理论在现今的时代性、现实性和实践性,并用相近的话语宣告:“马克思还活着”,“马克思是我们当中的一员”,“马克思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埃尔玛·阿尔特法特在《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跃点”》一文中说:这场危机爆发时,“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再度发现”,人们在危机中找到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理论,“可以增进对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理解,它能消除自我蒙昧,并助力政治实践。”(《人民日报》,2013年1月31日)美国进步行动基金中心研究员马特·伊格雷斯亚在美国《外交政策》2009年5/6月号发表《这才是一个回到马克思的时代》一文说:“这是一个向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习的时代,没有其他的时代能与之相比。”(《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11日)德国哲学家汉斯·海因茨·霍尔茨2008年5月7日在德国《青年世界报》发表文章说:“马克思还活着,因为他的理论今天依旧适用,其思想对我们的鼓舞并未停顿。马克思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为我们照亮了当代社会,指明了未来的道路。”法国学者丹尼尔·本萨义德高度评价马克思的遗产的时代价值,他在英刊《国际观点》2010年10月号发表的访谈录中宣布:“马克思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加拿大约克大学客座教授马尔切洛·穆斯托发表《马克思——伟人回归》一文,强调马克思理论在当今的现实意义,他说:“他(马克思)的分析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贴近现实。……马克思的理念远比他那个时代更具有现实意义。……如今,站在马克思这样的巨人肩上展望未来的新能力是个积极动向。”(《日本时报》网站,2012年7月19日)

在当前危机中,西方政界和宗教界人士有极少数对马克思部分思想和观点给予肯定,西方学界中给予肯定评价的则为数不少。这些学者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生命力。

这里我们首先看看英国几位学者在马克思逝世130周年前夕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英国伦敦大学教授约翰·哈特尼克说:“在马克思逝世130年后,他的学说依然是当今世界的真理。马克思尖锐深刻的思辨,仍然激励着我们去探究。”哈特尼克还强调深入学习马克思著作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的著作,对于任何有志上下求索、辨析当前经济乱局危机的学人,都是必读宝典。”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特里尔·卡弗着重指出今天英国越来越重视马克思思想,他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引发经济衰退后,作为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之一的英国越来越重视马克思思想。很多著名的新闻栏目以及主流报刊开始向普通观众和读者阐述马克思的基本经济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学说……让当代英国年轻人感到耳目一新。”英国伦敦大学客座教授戴维·麦克莱伦说:“马克思的学说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剖析。目前西方发生的经济危机,更证明了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解析,尤其是关于信用及虚拟资本产生的阐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切合实际。他对西方政治经济演变过程中的经济基础论述尤为重要。”(《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事实上,在这场危机之前就有一些学者发现马克思全部思想和理论遗产都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比如,英国学者纳森·沃尔夫说:“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仍然有生命力。马克思的每一主要思想都仍然非常值得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方面来看,马克思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纳森·沃尔夫:《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即使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念不仅在第三世界,在其他地区仍然充满活力。”(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二、马克思“哲学、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体系”是现在和未来的“精神支架”

马克思在19世纪完成了哲学、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强力综合。马克思的这一综合的理论体系,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和未来,都构成时代“精神框架”的一部分。

法国学者丹尼尔·本萨义德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遗产,而是多种遗产”。本萨义德强调马克思的多种遗产现在仍然具有时代价值。(丹尼尔·本萨义德:《马克思主义,理论:昨天和今天》,《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戴维·麦克莱伦说:“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19世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之一,它实现了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强力综合。当萨特称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时代的哲学’时,他知道,马克思的许多观点得以形成的方法……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的遗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6日)他还说:由于我们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很多观点是和马克思的幽灵进行对话的结果,这些理论已经成为20世纪以及未来精神支架的一部分。(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9—440页)

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重新得到确认

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曾经长期流行“资本主义无剥削论”,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在当前危机发生之前,少数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论是科学的理论。英国学者理查德·斯凯思比较通俗地解释了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上的剩余价值论,批判了西方经济学家否定剩余价值和剥削的错误观点。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指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劳动者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一定受到了剥削。”斯凯思批评了西方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的学者关于“不可能存在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的断言,认为“社会阶级和阶级关系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关特征。……我们认为任何一种职业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属于一定的阶级。”“阶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能存在,反过来亦是如此。没有阶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不能生产出剩余价值。相应地,资本主义也就不能扩大再生产。没有存在于剥削结构中,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和劳动,资本积累就无法实现。”(理查德·斯凯思:《阶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7、92页)

在当前危机中,西方一些学者重新肯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德国学者埃尔玛·阿尔特法特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二重性分析,包括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生产过程二重性的分析作了肯定的评价,这实际上就肯定了马克思分析和论证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科学方法。他说:“马克思找到了批判分析的‘跳跃点’:商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双重属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双重属性、原材料和能源转移与价值转移的同时性。”(埃尔玛·阿尔特法特:《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跃点”》,《人民日报》,2013年1月31日)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亚历山大·韦贝尔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认为“马克思十分准确地描述了他那个时代可怕的经济状况,他对资本主义无法无天的地狱表示不满,这是完全正确的。”(亚历山大·韦贝尔:《马克思的预言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摘》,2013年第5期)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来解释阶级斗争,提出了一个颇有特色的论断:“阶级斗争从本质上来说将是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

四、马克思的垄断和竞争理论是解释“垄断金融资本体系——新帝国主义的基础”的依据

英国学者理查德·斯凯思,用当今西方的社会现实状况证明马克思的垄断和竞争理论的正确性。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固有的竞争过程引起了高度的垄断,公众熟知的极少数公司在总产出和总就业量中占据很高的比率。”在西方国家,垄断加强的过程受到政府的极大支持。(理查德·斯凯思:《阶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贾米尔·约恩纳联名发表《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一文,阐述了马克思的竞争和垄断理论,并根据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和垄断的实际状况。西方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了竞争。然而他们在文章中证明,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竞争而是垄断得到空前的加强,“垄断在近几十年中一直在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强。……过去四分之一世纪见证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演化成为一个更加普遍化和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体系,这是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当今新帝国主义的基础,并且是世界经济日益加深的不稳定的关键原因。”(《每月评论》,2011年第4期)

五、马克思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理论“有助于抓住危机的根源”

西方学者以及西方多界别人士在当前危机中“重新发现”马克思,主要是为了寻找可以解释当前危机的理论。他们首先是发现了马克思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理论。

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的场昭弘,在2012年3月6日的《经济学人》周刊发表《马克思确实指出了当今自由主义经济的弊端》一文,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对研究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是有用的。的场昭弘说:“如果理解了他(马克思)留下的学说,就能够明白其过人之处。在研究当今世界经济不景气的相关问题时,马克思的理论是有用的。”

法国学者丹尼尔·本萨义德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有助于抓住危机的根源。“马克思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在于他的《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有助于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即世界范围的生产和资本的加速积累。它有助于我们抓住危机的根源”。(丹尼尔·本萨义德:《马克思主义,理论:昨天和今天》,《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

德国学者埃尔玛·阿尔特法特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有助于分析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他说:“人们在这种情形下重新学习和讨论《资本论》,是因为它为当下的具体分析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助于分析当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现实积累与金融市场的关系。”(埃尔玛·阿尔特法特:《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跃点”》,《人民日报》,2013年1月31日)

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韦贝尔认为,当前危机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他说:“2008年爆发的全球危机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即金融投机、金融信贷泡沫的膨胀、‘虚拟资本’都是相当危险的。”(《马克思主义文摘》,2013年第5期)

美国学者大卫·莱伯曼尝试根据马克思解释当前危机的根源。他说:“危机使得人们近年来首次将对资本主义两大问题——资本主义对经济稳定性的影响及资本主义对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模式——的理解融为一体。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社会上1%的人掌握了经济和政治权利导致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发生危机(失业及住房、医疗保险、教育、老人保健等方面的问题),是危机的根源所在。”(《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发表加拿大学者利奥·帕尼奇的《十足现代的马克思》一文,他说:“如果看到现在的经济衰退,马克思一定愿意阐述资本主义固有缺陷引发当前危机的原理。他会明白债券化和金融衍生品等金融领域的现代发展,是如何使市场扩散全球经济一体化风险的。……无疑,马克思会认为这次危机是个完美的事例,说明资本主义是‘一个魔法师,但无力再控制自己唤出了的魔鬼’。”

英国学者克里斯·哈曼在其著作《僵尸资本主义:全球危机和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中指出,虽然危机的表现形式是源于金融部门的危机,但这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外表归因。哈曼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指出当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对立。(《光明日报》,2012年2月6日)

六、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仍处于“绝对核心地位”

西方国家曾经流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无阶级论”和“无阶级斗争论”。现在,这种理论连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表示不能同意。他说:“美国社会不平等,既表现为财富分配不平等,又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平等。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特权阶层手中,收入也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特权阶层手中。社会底层占有的财富和收入在下降。”克鲁格曼认为,现在的美国“更趋向阶级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12月27日)英国学者理查德·斯凯思在这次危机发生之前就认为:“社会阶级和阶级关系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关特征。……我们认为任何一种职业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属于一定的阶级。”(理查德·斯凯思:《阶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在这次危机中,不少西方学者都证明西方社会客观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仍处于“绝对核心地位”。英国学者欧文·琼斯于2011年出版的论述当前阶级斗争的《工人阶级的妖魔化》成为政治畅销书。英国《卫报》专栏作家斯图尔特·杰弗里斯2012年7月4日在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再次兴起》一文,引用琼斯本人的话说:“这本书要是在4年前写的,就会被人们斥之为上世纪60年代的阶级概念。但是,阶级斗争又回到了我们的现实当中,因为这场经济危机对人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13年3月25日发表该刊记者的文章《马克思的复仇:阶级斗争如何塑造世界》,说:“当前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所产生的后果却正如马克思所预言:阶级斗争又回来了。”法国学者丹尼尔·本萨义德对当代劳资关系和阶级斗争国际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劳资关系仍然是当代社会的核心关系”,而“阶级斗争的国际化确实是国际主义作为被压迫阶级对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回应的物质基础”。(丹尼尔·本萨义德:《马克思主义,理论:昨天和今天》,《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西班牙《国家报》2012年2月21日发表安德列斯·奥尔特加的《阶级斗争的回归》,认为:“阶级斗争思想在西方回归。这不仅是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家,甚至绍罗什等金融家和社会学家都对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问题发出了警告。关于阶级斗争、冲突或战争的说法再次成为分析热点。”

如前所述,特里·伊格尔顿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来解释阶级斗争,提出了一个颇有特色的新论点:“阶级斗争从本质上来说将是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伊格尔顿的这一提法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启发西方社会的工人群众和广大劳动者认识、践行和对待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的关系。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标语牌上有多条关于阶级斗争的标语,如“只有阶级斗争”,“赢得阶级斗争”,等等。这些标语口号使美国右翼政要深感恐怖,他们害怕阶级斗争理论与群众运动实践相结合。这种恐惧感在《外交政策》2009年5/6月号发表的詹姆斯·格拉斯曼的文章中得到明显反映。该文说:“美国已经完全接受了马克思的术语,而这一点正是应该遭到批判的。例如,马克思将历史看作是阶级(集中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从美国生活中清除掉马克思影响的第一步就是停止使用‘阶级’的术语来描述任何事情。”(《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11日)

七、马克思的生态和环境观“让当代年轻人感到耳目一新”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研究了以无限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自然和环境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指出人类在用理想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后,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合理地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当前这场危机中,西方一些学者在研究生态和环境时“重新发现”马克思,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学说的认识在深化。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特里尔·卡弗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学说无论在对人类历史的阐述和对目前生态环境的理解认识方面,都让当代英国年轻人感到耳目一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埃尔玛·阿尔特法特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使得分析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危机成为可能。这种危机表现为能源和气候危机,表现为物种多样性和耕地的消失。在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中,人在实现自我的同时,有可能给环境造成巨大破坏。”英国伦敦大学客座教授戴维·麦克莱伦认为:“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理论的关注重新活跃,马克思关于消费不足、信用泡沫以及对环境问题的预测,再次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八、“马克思是对的”,“以剥削为本的资本主义终将自我摧毁”

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因预言了当前这场危机而闻名。他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出发,承认马克思是对的。他说:“马克思是对的,资本主义到了某些时候会自我摧毁。”(《联合早报》网讯,2011年8月15日)法国《论坛报》2011年3月21日发表对法国学者保罗·若里翁的专访,原文提要是:“柏林墙倒塌20年后,保罗·若里翁发表了资本主义的悼词。在其新著《垂死的资本主义》一书中,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即将死亡的原因”。他说:“资本主义的衰落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它已经走向崩溃。”若里翁赞同马克思,他说:“世界随危机而改变。这一点上我赞同马克思。”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13年3月25日发表该刊记者题为《马克思的复仇:阶级斗争如何塑造世界》一文说:“全球经济陷入漫长危机,世界各地的工薪阶层承受着失业、债务和收入迟滞的重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犀利批判——即这套制度天生不公,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无法轻易摒弃。”

在当前这场危机爆发之前,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西方国家曾经广为流传。但是,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开始严肃批判“历史终结论”,就连福山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历史终结论”的错误。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2012年1月31日发表题为《下一个马克思》一文,引证福山的观点:“我们在等待一位现代马克思,他可以拿出对现有经济正统观念的尖锐批评意见和变革计划”。(《国际先驱导报》,2012年2月13日)这表明福山已看到他的“正统观念”的破灭。

在这场危机中,西方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都在寻求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出路。有的西方学者试图依据马克思来理解危机并设计社会新模式。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试图从马克思的观点区分当前目标和最终目标,他在《马克思的遗产》一书中认为,从马克思的观点看,市场社会主义可能是目前能达到的最好状态,但作为最终目标却是不成熟的。西方学者科琳娜·蒙塞尔2010年9月发表于法国《非洲亚洲》月刊的《马克思在进攻》一文说:“所有证据显示,人们需要马克思来理解当前的危机,并设计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最终如一些人所愿实现乌托邦,或如另一些人所认为的,必须终结剥削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西方左翼学者有人明确提出要“夺取政权”,“用社会主义来推翻资本主义”,“要重新提倡共产主义”。例如,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明确表示:我希望下一次的抗议活动要用社会主义来推翻资本主义。法国学者阿兰·巴迪乌明确主张“重新提倡共产主义”。他说:“现在,‘共产主义’一词的消失只是便宜了既有秩序的支持者,也就是当前危机大片中的演员们。我们要重新提倡共产主义,并使它更为明晰。这种明晰也是它一直以来的特征,就好像马克思在创立共产主义理论时说过的,共产主义用最激进的方式打破了传统观念,提出了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世界报》<法国>,2008年10月17日)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来源:《红旗文稿》 期号:2014/09 作者:郝立新沈江平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认知到认同再到自觉践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入头脑、进人心、接地气。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团结凝聚亿万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突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价值指引,应突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忠实践行。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为人民谋幸福,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社会主义社会从制度、指导思想到具体决策、理论指引等都是人民当家作主模式下的产物,人民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标识。社会主义社会美好蓝图的实现,需要建构广大人民群众高度认可并愿意为之奋斗的价值理念。有“人气”、凝聚力强、认同度高的理念可以更好地诠释群众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也才更有生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在价值主体和价值目标上都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价值追求,最终必然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践行。

“为人民服务”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为人民服务”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为人民服务”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既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等顶层设计,又有与基层实践紧密结合的鲜明特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脚点和根本内容。为人民服务,在国家层面上体现为人民至上,在社会层面上体现为以人为本,在公民层面上体现为与人为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努力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最大幸福。“为人民服务”与马克思主义一致、与社会主义一致、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一致,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核心,作为统摄核心价值观12个范畴的“魂”。“为人民服务”不仅融汇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史,也体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发展史,更是中国当下的时代最强音,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价值目标。因此,“为人民服务”既表征过去又映现当下,还指向未来,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内容。

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概括和本质体现,二者具有必然的、内在的、统一的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体现着制度性、历史性,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根本性质联系在一起,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反映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要求、体现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的核心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的高度凝练和概括,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目标和要求,是社会制度的本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体现。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根本上规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和完善。

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之魂,在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具有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意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受其统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抽象地从字面理解其内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不能脱离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根本属性,又不能离开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国家核心利益的反映,凸显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社会主义某些价值理念用语可能采用了西方和中国传统社会某个既成的价值规范用语,但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中,已经被注入新的内容,而不是原有价值范畴的简单挪用。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制度属性,即抽象地单纯在概念和范畴上理解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同样的基本价值规范,在不同社会制度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下会有不同的内涵。如果不强调不同社会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只是把人类社会原有的价值规范简单挪用,在理论和实践上极容易混淆不清,容易发生价值误导,这对于传播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百害而无一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不能因为当下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就淡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和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彰显的是旗帜问题、道路问题,是具有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的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上的具体价值取向问题,具有动态性、开放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了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性质。因此,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置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来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决定了价值观,解读价值观不能脱离世界观和历史观。

三、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地”与融入中国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要制度化。理论要内化于心,外化于形,还要固化于制,即真正实现理论宣传的常态化、制度化,要接地气,与人民的生活、国家的走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梦关乎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全中国人民的理想和追求。因此,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同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宣传结合起来。

首先,理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的内在逻辑。中国梦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鲜明体现了一个社会主导性的价值准则以及所追求的价值理想,是中国精神的塑造者,中国力量的引领者,也是中国道路的精神力量。因此,正确认识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的关系,对于更好地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和践行与中国梦的追求和实现紧密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强大硬实力,同时又要有文化、思想、价值观等深厚软实力。历史和现实表明,以价值观为表征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能够屹立世界、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也是文化、思想在价值理念上强大渗透力、影响力、辐射力的具体显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练表述,是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鲜明标志。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梦不可或缺的价值内核,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梦从理想变为现实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的过程,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之中。

其次,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无论是国家层面的中国梦、民族层面的中国梦,还是个体层面的中国梦,其实现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中国梦所要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也是共建共享中国梦的精神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中国梦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如果说,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做出的价值选择紧密相连;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必将与中国共产党引领亿万人民建设的精神家园不可分割。作为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想意识,塑造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凝聚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动员、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国梦而持续团结奋斗,构成一个民族、国家发展进步须臾不可缺失的精神支柱。

再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要面向大众、走进大众,融入大众日常生活中。任何一种思想理念的出现,都必须落到实处,才能发挥其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只是辞藻华丽,不能为广大人民所感知、认同和接受,那么它只能是海市蜃楼、空中花园,毫无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被群众所接受,真正渗入群众的生活实践,才具有生命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建立一支熟练掌握、运用和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工作者和科研队伍。能否建设一支信仰坚定、理论扎实、作风过硬的思想理论队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在信息化时代,构筑一种理论契合实践、传统融入现代以及主流结合大众的有效传播方式,充分发掘和重视传统讲坛教育的主流作用,借鉴和发挥新兴媒体的传播功能,多管齐下,才能最大限度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借助表述方式的大众化、文化产品的市场化,才能更加深入人心。

一种价值观的效用要真正得以彰显,就必须与实践相融,与现实相连,与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实践中,必须进一步理清理论关联,形成思想共识,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投身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自觉地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统一起来,建构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项目号:12&ZD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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