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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学党委中心组2014年理论学习材料第4期
2014年06月02日   审核人:

美国梦的困境与中国梦的前景

来源:《红旗文稿》 期号:2014/05 作者:张维为

在广泛讨论中国梦的今天,人们经常提及美国梦。美国梦可以在两个层次上探讨,一个是狭义的、生活版的美国梦,也就是美国社会长期以来构建的一种想象乃至信仰,即一个人只要遵守规则,努力工作,不论其出生和背景,最终都可能获得成功。另一个是广义的、政治版的美国梦,它更多地强调美国的政治制度安排,包括美国人自己界定的民主、自由、人权等。

美国梦最早的表述者、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在《美国史诗》中也是把两种美国梦结合在一起论述的。他认为“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变得更好,更富足,每个人都能以他的努力和成就找到自己的机会。”但同时他也说,这是“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梦”,强调美国的制度安排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好制度。从国际关系的实践来看,政治版的美国梦也是美国对外输出的一个主要产品。

中国梦其实也可以在这两个层面进行讨论。在狭义的生活层面,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差别不大,大多数中国人也相信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自己的生活可以变得更美好,过去30多年中,至少已有超过美国人口总数的中国人实践了这样的梦。我们今天常说的“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亦可用来描述生活层面的中国梦和美国梦。但在政治层面,中国梦和美国梦存有相当的差别。美国梦强调的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安排,特别是美国人自己界定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保证了生活版美国梦的实现,而政治版的中国梦则强调“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整体观,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梦的最佳途径。

问题是今天生活版和政治版的美国梦都遇到了麻烦和挑战。最简单的事实是过去10来年里,美国多数人的收入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多数人的资产也出现了贬值,这使许多美国人开始质疑美国政治制度存在的弊端。如果以2000年1月的100为基数来计算,到2011年美国家庭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只有89.4,换言之,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10年间减少了一成以上。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富人上交的税金从1980年开始日益减少,从平均收入的47.9%降到2007年的19.8%。相比之下,从2000年到2011年,1%的少数人收入增加了18%,占有社会财富的40%。(唐纳德·巴利特、詹姆斯·斯蒂尔:《被出卖的美国梦》)

美国人的退休金也蒙受了巨大损失。过去20来年里,美国传统的退休金制度被401K个人退休储蓄所替代,与传统的退休金制度相比,公司的贡献大为减少,而401K的表现与公司股票和共同基金的表现密切相连,一场金融危机袭来,多少美国人的退休金大幅缩水,甚至被洗劫一空。所以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质疑:谁出卖了美国梦?几乎都将矛头指向美国的政客、政府、富人、大公司。认为他们的权钱交易动摇了美国梦的基础,使得普通美国人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美国政府替富人减税,用的理由是富人和他们的大公司能给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这种局面基本没有出现。富人和大公司不热心把利润汇回美国国内,而是更多地把钱财转移到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卢森堡、瑞士等逃税天堂;富人与政客勾结,左右了美国许多智库的报告和媒体宣传,使政府大幅度放松管制,结果在短短的20年内,美国中产阶级所享有的许多经济利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这也印证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3年2月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所说:“一项又一项的研究揭示,‘美国是机会之地’的说法只是个神话。美国自称‘机会之地’或者至少机会比其他地区多,这在100年前也许是恰当的。但是,至少20多年来的情况不是这样”。

与美国梦一路下滑相比,中国梦则展现出了强劲上升的势头。就笔者的观察而言,中国梦已经比美国梦更加精彩,而且这个趋势还可能继续下去。仅就物质生活而言,过去20年,多数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没有增加,而家庭资产减少者不在少数。这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在这段时间里,多数中国人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与美国人口相当的发达板块。如果生活在这个板块的中国人,过去10年或15年内移民美国的话,今天他再回到家乡,他会强烈地感受到中美两国命运的巨变,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呵!

这就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政治版的美国梦出了什么问题?笔者以为,美国与其天天不厌其烦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政治模式,还不如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政治体制的问题。对美国政治制度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美国的民主制度,基本上已经被各种充分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美国人曾引以自豪的“三权分立”今天几乎成了政府“无能为力”甚至“政治瘫痪”的代名词。

美国“三权分立”制度困境在于: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它无法摆脱资本势力的控制。换言之,“三权分立”仅仅是一种局限于政治领域的制度安排,而在政治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似乎可以左右美国的许多制度安排。一个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应该能够确保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这三股力量之间严重失衡,资本力量独大,这大概就是美国梦被“出卖”的主要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眼光已经超出了美国模式,中国人今天进行的政治探索意义深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经济和社会力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一种平衡。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这三种力量格局在中美两个国家的巨大差异。在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了明显的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了,影响着政治力量。在强大的资本力量下,美国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几乎只能顺着资本力量的要求走。同样,美国的资本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特别是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

历史上,美国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可以对美国政治力量形成某种制约,美国法律甚至规定过,为了防止富人操纵选举,个人向总统竞选人的捐款上线不得超过2500美元。但近30年来,特别是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资本力量跃升,其能量显然压到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美国资本力量一家独大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对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许多美国的有识之士都惊呼:这个裁决似乎证实了中国人对美国民主的批评,既美国民主是富人的游戏(见哈罗德·迈耶森:“存在缺陷的美国政治模式帮助了中国”,2010年3月21日《华盛顿邮报》)。

再看中国,历史上,中国政治力量总是处于相对比较强势的地位,也处于相对比较中立的地位。这个传统延续至今,虽然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影响也在迅速扩大,但中国的政治力量总体上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资本力量的长处在于它可以创造效率和财富。过去60多年的历史表明,前30年间,中国对资本力量压制过多,导致了经济活力严重不足,民生改善进程过慢;随着改革开放,资本的力量迸发了,中国人创造了财富增长的世界奇迹。但资本力量也带来自己的副作用,如果没有其它制约力量的话,资本逐利的特点会导致社会高度两极分化乃至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在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受到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某种制约。即使在贫富差距明显扩大的今天,中国政治力量还是保证了弱势群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中国社会力量延续中国平民主义的传统,社会主流几乎也一直倾向于节制资本。三种力量的这种动态平衡格局应该是中国得以避免美国式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可能也是普通百姓中国梦的前景可能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精彩的主要原因。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力量迅猛发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和参政方式。前30年间,中国社会力量过于单薄,这导致了许多问题,包括社会生活缺乏活力,信息反馈严重失灵等,这也是为什么当政治力量过强,导致了像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悲剧时,社会力量无法实现及时有效的反馈和反制。

随着中国经济和互联网的兴起,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中国社会力量已经开始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许多公共政策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从未像今天这样开放,这种讨论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但社会力量也有盲目的一面,特别是追求福利最大化和民粹主义的趋势也需要警惕。好在中国的政治力量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开始更多地对社会力量进行引导甚至纠偏。最近强调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对网上谣言的治理就是很好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政治力量头脑清醒。这种纠偏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值得肯定。

总之,美国梦的主要困境源于资本力量过大,制约了美国政治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美国社会力量,结果造成了资本力量过分追逐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了美国多数民众的利益。如果美国不能及时调整这三种力量的关系,美国梦的困境估计还会继续下去。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下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的动态平衡,特别是中国政治力量的相对强势和中立,在受到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大致维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力。这应该是中国过去30多年崛起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多数中国百姓梦想成真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也可由此而推论:如果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安排都继续按现在的逻辑发展下去的话,中国梦实现的前景应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光明和精彩。

(作者: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

宗教关系和谐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来源:《红旗文稿》 期号:2014/05

作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宗教在一些民族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宗教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人们开始思考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实现中国梦有何关联,如何通过宗教关系和谐实现中国梦?

一、宗教关系和谐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宗教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近年来,宗教人士团结、引领广大信教群众开展宗教活动,反对分裂势力,促进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发挥自身优势,服务社会,树立宗教界良好形象,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事实证明,广大宗教界和信教群众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力量。在人民群众中,虽然存在信不信仰宗教、信仰何种宗教的差异,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一致的。

目前,我国宗教关系也存在着极其复杂的情况:一是群众里面有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不团结信教群众,就势必削弱党的群众基础;二是受国际国内复杂因素的影响,部分地方非法宗教活动多发频发,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活动加剧,成为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思想发动和成员发展的活动基础。因此,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团结信教群众,打击民族分裂势力的渗透和活动。

宗教关系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往往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在少数民族地区,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改善民族关系、促进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二、宗教关系和谐是凝聚中国力量的重要法宝

每个人不管信仰如何,都有个人的梦想和追求,而中华民族中每个人的梦想实现和自由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前提。因此,面对思想观念多元多样的状态,特别需要中华儿女,以共同之梦想、凝聚共同力量,以共同之奋斗、追求共同目标,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共享梦想成真的机会。

1.广大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是凝聚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社会力量。

共产党人虽然不信仰宗教,但要坚持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认识宗教。宗教的作用有两面性,我们既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关键在于我们要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以此来团结广大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凝聚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就要坚持以人为本,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过程中,注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物质文化根本利益。

2.广大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是凝聚中国力量,促进各民族团结和睦的纽带。

宗教关系的民族性,表现为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汉族主要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维吾尔、回、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群众则信仰伊斯兰教;藏族、蒙古族等信仰巴利语系佛教等。在这些少数民族中特别是历史上曾全民信仰某一宗教的少数民族,宗教民族性特点十分突出。民族感情与宗教感情相互交融,宗教关系问题也往往同民族关系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历史发展表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毛泽东曾经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进一步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巩固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的新局面。

3.广大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是共同反对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非法宗教势力的积极力量。

目前,新疆在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伟大进程中,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暴力恐怖势力、非法宗教势力斗争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反动势力一是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帜,“反汉排汉”,大肆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攻击党和政府为民造福的各项举措,篡改历史,蓄意挑拨民族关系,鼓吹新疆独立,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二是宣传宗教极端思想,攻击宗教管理政策,利用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强化民族界线、制造民族隔阂,污蔑教育、就业政策,对资源开发、对口支援政策进行攻击;三是歪曲、炒作涉疆事件,挑起民族、宗教仇视,破坏安定团结。

在新疆,深入开展反对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非法宗教势力,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公民,都有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暴力恐怖势力、非法宗教势力,维护祖国统一的神圣责任和义务。反对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非法宗教势力的斗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也是全体中华儿女包括广大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在内的共同责任。

三、实现宗教关系和谐必须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不动摇

实现中国梦,要不断促进宗教关系和谐。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就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打击非法宗教活动。

坚持和完善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党的宗教政策的一贯性。

1.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强迫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行为,都是侵犯别人的信仰自由,都是极端错误和绝不允许的。

2.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国家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依法保护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制止超出法律、法规和政策范围的宗教活动,防止和打击不法分子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

3.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维护社会主义社会长期稳定、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4.独立自主,自办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自治、自养、自传,是我国各宗教共同遵守的一个原则。我们要坚决反对和抵制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宗教教会进行渗透。

5.巩固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增进团结,维护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坚持和完善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团结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为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中来。

只有坚持和完善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才能实现宗教关系的和谐,这是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立场。坚持这一立场,就必须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极端宗教思想的渗透。坚持中央提出的“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的正确论断,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制渗透、打击犯罪”的要旨,坚持依法治理、疏堵结合、综合施策、加强领导、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长效工作机制,完善宗教事务管理措施,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

我们要在新形势下充分认识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和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发挥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按照中央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要求,立足实际、开拓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谱写宗教关系和谐的新篇章。

(执笔人:曹兹纲)

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巩固

来源:《红旗文稿》 期号:2014/05 作者:袁久红

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专门从事知识创造、文化传播与精神生产,是专业化、职业化的脑力劳动者。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这一群体在数量上已相当宏大(光是各级各类教师的人数就已突破1000万)。他们既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更是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承者、阐释者、创造者、教育者,在实现中国梦中肩负着特别重要的使命。近年来,广大知识分子队伍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特点与新动向。主要是在市场经济与网络等新媒体的驱动下,广大知识分子思想观念日益多元,价值追求日益多样,自我意识、个体意识强化,催生出大量“意见领袖”、“媒体知识分子”(“公知”),其影响力大,号召力强,引人注目。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抬头,有些甚至丧失理想信念,突破社会道德底线,缺乏社会责任感。少数人在政治上出现了与党和政府疏远疏离的倾向,个别人甚至同党和政府离心离德。种种现象表明,重视与加强知识分子工作,积极培育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精英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在团结引导中造就和培育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精英

对广大知识分子,首要的是团结,同时要加强引导,特别是加强政治引导,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实际工作,激励他们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贡献聪明才智。

要最大限度地把知识分子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尽管当前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甚至出现了一些思想上价值观上的混乱,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决不能动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秉承“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理念,同他们交知心朋友,请他们提宝贵意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团结广大知识分子的最好办法就是尊重他们的创造性劳动,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让他们实现自身的价值,努力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团结绝不意味着无原则的放任自流,针对知识分子存在的思想认识与价值观问题,要始终不懈地坚持引导。一是在思想理论上,广泛开展与有效加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价值观教育。不少知识分子喜爱针砭时弊,挑战各种权威,遇事穷根究底,不吝不惜批判,但如果批判的立场不正确、根基不牢靠、方法不科学,则将走向思想混乱。而如果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并积极发挥自己的专长进行建设性批判,则是当代中国所急需的引领社会思潮与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二是在理想信念与价值认同上,要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各领域、各行业、各部门的知识分子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对党的信任,坚定对政府的信心,从而使广大知识分子努力立足本职岗位服务人民、报效祖国,将个人梦想的实现同民族复兴梦、国家富强梦、人民幸福梦紧密结合起来。三是从组织发展上,要积极培养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入党积极分子,切实加大力度把知识分子群体中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及时吸纳到党组织中来,同时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加强同党外知识分子的沟通和联系,努力扩大知识分子工作的覆盖面。

我们党素有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光荣传统。历史经验表明,知识分子是建党与建国、强党与强国的关键促进因素、核心战略资源。因此,我们要积极落实“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与各项人才政策,造就和培育一大批有广泛社会影响与社会感召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新闻出版工作者等,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与社会主义事业、与党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精英,这是壮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基础。

二、注重做好“特殊”知识分子的工作

近年来,我国社会出现了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文化的力量,自谋生路的一群文化人,其价值观与行为取向既表现出去政治化、非主流化甚至反主流化等特征,又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关怀、批判意识、参与精神,频繁现身公众视野与网络空间。当前,这一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张,社会影响十分广泛。如何团结、引导好这部分知识分子,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个新课题。

总的来说,对于这部分知识分子,要着眼于在团结大多数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竞争甚至“斗争”来赢得领导权和话语权。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不是简单地通过国家机器在思想强制中外在地实现,只有广大人民群众包括知识分子对其自觉自愿认同才能从根本上确立。这个确立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话语斗争”的过程。它要求对一切新的思想观点和政治理念保持开放的态度,并通过与其对话、交流,特别是“斗争”来实现对其的“领导”。

以提出文化领导权理论而著称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葛兰西曾说,无产阶级为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主要的方式应是以自身在智识、精神与道德上的优势,通过与不同的社会集团、阶级以及其价值观进行对话与斗争来有效说服与引导,从而使异己力量产生“积极的和直接同意”,进而将这些具有异质性的、多种多样的分散意志统一起来,共同“焊接”到无产阶级世界观之下。在这一过程中,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逐渐获取主导性地位,成为各种力量汇聚的核心,从而在包容中实现领导,正所谓“百川归海,有容乃大”。因此,对于正常的学术争鸣、艺术批评、社会评论,其是否正确或合理,最终要靠实践来评判,决不能简单粗暴地用行政命令来裁决或打压。

做好“特殊”知识分子的工作,不仅要善于引导、敢于斗争,更要在建立“分众化”的引导与管理机制上下功夫,牢牢把握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对于这些“特殊”知识分子,要密切关注其思想动态,分析其思想言论形成的个人与社会根源,掌握他们各方面诉求,在此基础上进行分众化、具体化的引导,并针对其来源、特征、作用等,划分重点、区别对待、分类管理,逐步形成有效机制。一要区别对待党内知识分子和党外知识分子。对于党内知识分子,要加强党性教育,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进行精神补“钙”。对于党外知识分子,要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强化其法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循序渐进地将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他们的思想认识。二要区别对待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对于意识形态关联度不强的专门领域(如医疗领域等)知识分子,可进行一般的引导。对于在时事政治、社会热点和其他公共领域表现活跃的知识分子,则要进行重点引导。三要区别不同影响的知识分子。对“红色地带”的专家名人,要多加鼓励,充分发挥他们引导舆论的积极作用。对“灰色地带”的知识分子,要充分尊重,听取其意见建议,对其模糊认识,要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真理揭露谎言,让科学战胜谬误,对其进行教育引导,防止其向异己蜕变。对于一些“黑色地带”(主要是网上和社会上的一些负面言论)集散地,我们要勇于进入,推动其发生改变。对“黑色地带”的知识分子,要依法管束,决不能放任自流。

总之,团结、引导好这些“特殊”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好这一群体的建设性作用,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成效将更加显著,甚至事半功倍。我们要在团结、引导的基础上,努力从其中造就一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精英,让“草根”成为“精英”,让“边缘”走向“中心”,使其成为引领社会潮流、增进社会价值认同、激扬共同理想的正能量。

(作者: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西方自由主义“普世”理念的破产

来源:《红旗文稿》 期号:2014/06 作者:侯惠勤

西方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以“普世”的面貌出现,“天赋人权”是其原初形态。虽然“人生而自由平等”的人权观曾以前所未有的震撼力呼啸而来,推动了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但是,由于其无法跨越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事实上的双重标准,以及由此而折射出其人权理念本身的悖谬,在此后跌宕起伏的历史潮流冲刷中不断显露其阶级本性,而最终导致了这一“普世人权”理念的幻灭。

“普世人权”观的一大心病是喊了几百年,却始终无法兑现。尽管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已经将其中的“平等”退缩到了“机会平等”上,然而从现实方面看,即便是“机会平等”,在当今最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仍然谈不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更是无从谈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承认:“付得起千百万元的法律费用的人在法庭中有的机会比付不起这么多钱的人在法庭中有的机会好。在布朗克斯南区的贫民窟出生的孩子拥有的机会比不上在斯卡斯代尔别墅里出生的孩子拥有的机会”。(尼克松:《角斗场上》,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344页)虽然西方自由主义今天仍然高调把“普世人权”作为“一手好牌”来打,但是普遍的疑惑已经形成:如果永远只能停留在应然状态而不能成为现实,那么这种“应然”本身就不需要检讨吗?它真的如同其鼓吹者所描述的那么美好和强大吗?

从根本价值理念上看,“普世人权”观最为尖锐的内在冲突在于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关系上。说到底,用自由压制甚至否定了平等,是“普世人权”观的要害。尽管西方自由主义曾连篇累牍地试图协调自由原则和平等观念,试图证明唯有自由主义才具有真正的世界主义胸怀、才能真正地平等对待他人和异族、异教,然而由于作为其首要价值的“自由”,是夸大个体的先天差异并使之在社会中得到充分认可,从而把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差别归结为人的自然差别,因而蕴含着承认人的“等级差别”的倾向。

一些自诩为彻底自由主义者的人曾公开提醒人们:“发人深省的是,在‘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一美国古老的格言中,并未提到平等这两个字。这是因为:生命是不平等的,自由与平等是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而财产权与平等这两者之间又没有什么关系”。(罗伯特·J·林格:《重建美国人的梦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不仅如此,在古典自由主义鼻祖洛克那里,财产权还公然和奴役权相联系着。他写道,我的马吃的青草,我的仆人铡的干草,我挖的矿成为我的财产而不必有任何人的同意。这种在论证自己私有财产合理性的同时却剥夺了一部分人(仆人等)对于自己劳动产品的占有权的矛盾,之所以没使洛克感到为难,原因在于他所崇尚的“自由”同平等确实是相悖的。这就使得同样崇尚自由主义的伯特兰·罗素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洛克及其信奉者的重大政治缺点”。(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79页)约翰·杜威坦率地承认:“民主可悲的崩溃就由于这一事实:把自由和在经济领域内,在资本主义财政制度之下最高程度的无限制的个人主义活动等同起来了,这一点注定了不仅使平等不能实现,而且也使得一切人们的自由不能实现。”(杜威:《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3页)

杜威所承认的这个事实,揭示了自由主义的一个最深刻的矛盾:作为自由主义立足点的个人主义,必定以个人自由侵犯他人自由,其结果是绝大多数人在自由面前丧失了平等。自由主义原来声称要解放个人的潜力,给每一个人以新的机会和力量,结果却几乎把个人的自由和获得经济成功的能力完全等同起来,因而只给少数幸运者提供了机会和自由;自由主义原来声称每个人的自由是天生的、因而是不可剥夺的,结果却由于把自由和私有财产权加以等同,从而导致少数人的自由必定侵犯和剥夺大多数人的自由;自由主义原来声称“生命、自由、财产以及幸福的追求”为不可让渡的权利,目的在否定任何不加限制的公共权力,然而事实上“关于自由的权利,不论怎样作详细规定,都往往会威胁到财产权;反过来,后者也往往会威胁到前者。而这两者之中,有时是有一种、有时是两种全都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相冲突”,结果只能是,“不论两种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采取什么方式解决,其中有一种权利必须是可以让渡的。要不然的话,不可让渡的权利就必须是无限制的权利。”(胡克:《自由的矛盾情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页)这种矛盾使得“普世人权”在实践中必然各取所需、多重标准。

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自由主义作了釜底抽薪式的透彻批判,指明“普世人权”的人决非所谓一般的人类个体,而是十分具体的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社会人”。因此,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形成的,人权的诉求体现的不是“普世权利”,而是历史的权利,把自由作为排他性首要价值的不是人的需要,而是资本作为世界性统治力量的需要。虽然“普世人权”起着掩盖现代国家资产阶级性质的作用,但是这种“抽象的普遍性”恰恰成为了资产阶级统治的特征。因此,按照“普世人权”所建立的国家,就绝不是人人自由平等的新世界,而是“现代的奴隶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权和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至今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普世人权”的力量就在于它初始作为一种理想的力量曾点燃了人们行动的激情,然而真正使人们产生热情的并不是那种抽象的“自由至上”,而是消除压迫、剥削并最终消灭阶级这些具体的平等要求。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这种实质上的分歧,使得革命的预期和实际结果存在巨大的反差,也使得“普世人权”在历史实践活动中越来越暴露其作为阶级权利的本性。行动的结果并没有如愿产生自由平等的社会现实,相反,却出现了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资产阶级社会。“普世人权”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分化及阶级对抗,使得西方自由主义面临空前的理论危机。

否定革命、崇尚改良是西方自由主义进行自保的一次历史转型,保守的自由主义由以成为其思想主流。它把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归结为革命的罪过,归结为革命所激发的群众狂热、所产生的“民主暴政”及其破坏性,以不能“一蹴而就”的去革命化迫使人们屈从现实,以利己主义个人本位去阶级斗争化、把社会矛盾归结为个人自由和公权力的抗争。这样,原来还包容了革命原则的“普世人权”,就完全蜕变为了粉饰现实的辩护工具。于是,“宪政民主”成为政治楷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成为最优经济秩序,追求自利最大化成为自由的核心价值。西方自由主义自以为只要浇灭了革命的激情和反抗意志,就可以通过继续兜售其“普世人权”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但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革命的功过是非,不是可以随意评说的玩偶,而是经由实践检验的历史事实。

历史证明,“普世人权”只有同一定的阶级、民族解放相联系,才能发挥其合理的历史作用;而当它一旦同革命、阶级斗争、民族运动切断了联系,就不仅成为空洞伪善的口号,更是成为了霸权主义维护自身利益的得力工具。

西方自由主义“普世”理念在中国的破产,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就是说,资本主义解决不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主题,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不是没想过、也不是没做过。跟着资本主义走,只能是国家一天比一天更糟,人民一天比一天更苦。民族在世界上不能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人民在生活中不能摆脱屈辱贫困的命运。鸦片战争的炮声,不但没能让中国得到转机,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苦难,真是“长夜难明赤县天”。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人权”之光,为什么就老照不进神州大地?既然如此,这算哪门子的“普世价值”?毛泽东对此有过这样经典的描述:“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1471页)

西方自由主义“普世”理念在中国的破产,首先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破产。这种历史观的要害是把资本主义文明永恒化,以为其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因此,它无视资本主义进行全球扩张,尤其是发展到帝国主义,在全球瓜分殖民地是资本主义文明衰落、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兴起的征兆;它极力美化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力图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版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屈辱命运和艰难抗争,无不和以鸦片战争为起始的西方列强的入侵紧密联系。如何看待这种入侵,成为全部道路之争的焦点。在唯心史观看来,入侵尽管也伴随着血腥和压迫,但其带来了现代文明则是历史的进步,因而“西化”是唯一的出路,反抗侵略、搞革命和社会主义则背离了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入侵虽然依靠了现代文明,却不能使被侵略国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因而不仅本质上是野蛮的,而且预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兴起。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入侵的后果时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页)处在没落阶段的资本主义,不仅自己逐步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而且裹挟着依附于它的国家走邪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是帝国主义宗主国的附庸,而且在文化上处在“无根”状态,既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又无力建立新的文化根基,因而只能如殖民主义所愿,奴性文化成为国民的普遍人格。

西方自由主义“普世”理念的悖谬在于,它一方面很顺利地转化成了殖民主义奴役他人的特权,而另一方面却又无法成为被压迫民族反抗侵略的武器,由此而不断暴露出其所谓的“普世性”确实就是资本主义性。毛泽东曾叙述过中国人利用“普世人权”反抗侵略而未果的经历,他指出:“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这一历史实践证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普世人权”,是维护居优势地位的个体、也就是少数人特权的工具,而不是人民大众争取解放的武器。

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从历史观上说,西方自由主义的颠倒性就在于:尽管它打着“普世”的旗号,然而它并非真正立足于人民大众,而是把个人游离于阶级、民族之外,因而最终是替现实中的少数人说话,成为他们统治多数人的工具。它所谓的“普世人权”,其实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资产阶级诉求,因而始终存在着阶级性和人民性的内在冲突;它所谓“启蒙”,着眼于个人的理性和良知的觉醒,可是如果没有阶级的觉醒、民族的觉醒,大多数民众又如何觉醒?谁都知道“唤醒民众”的重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就因为它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发现创造历史的活动主体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由革命阶级引领的劳动群众,因而在每一时代,人民都是十分具体的历史范畴。在现代无产阶级产生以前,革命领导阶级和劳动群众并不统一,而革命领导阶级一旦上升为统治阶级,就实际上不属于人民的范畴了。这种内在矛盾使得历史上的统治阶级都喜欢模糊阶级界限,使用抽象的人类或人性话语。只有马克思主义不仅发现了群众划分为阶级、人民由革命阶级及其政党领导这一历史事实,而且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的历史活动,才能最终终结历史主体的这种内在分裂,并推动历史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以消灭阶级为追求的历史实践中,个人自由和个性觉醒才不会成为少数人进行统治的工具。

西方自由主义“普世”理念的破产历史,使我们能够清醒地看到,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性话语,从来就不是空谈人类的所谓共性,而是其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方式。因此,面对西方自由主义在今天通过宣扬“普世价值”进行的渗透,我们要认清其本质。

观察、分析形势、现实格局及变化趋势,思考和应对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解释和阐发世界及其历史发展的整体面貌,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和分析框架,而不是相反,用西方自由主义的话语方式去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把人们引入邪路。比如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执政的合法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就有着完全不同的说法。从表面上看,现代国家都标榜自己在执行民意、代表着大多数人,即体现民主。然而,怎样才叫作代表大多数呢?在西方自由主义看来,国家的基础是个人,因而获得多数个人的选票就获得了民意,代表了大多数;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的基础是阶级,个人在自发状态下必然依附于具有阶级意识的统治阶级,因而无论有无普选制、选票多少,国家必定执行统治阶级的意志,社会主义前的国家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工具。

这就是说,人民群众要真正成为历史主体、自己解放自己,只是在现代无产阶级出现后才成为可能。这不但是因为这个时候才具备了实现解放的客观历史条件,而且只有现代无产阶级才具备了认识本阶级地位和解放条件的历史主体条件。但是无产阶级也并非天生就能做到这点,它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获得了本阶级的阶级意识,由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时指出:“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邓小平在谈到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时重申了恩格斯的观点,强调:“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正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173页)

这一自我意识集中表现在对于资产阶级普选制的破解上。资产阶级普选制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更不是人类理智的极限和历史的终点,而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完备形式,是适应资产阶级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形式,本质上仍然是阶级对立社会作为剥削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制度。但是,它表现出来的却是不依赖于任何阶级的独立和普遍性外观,“正是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这种外观,首先迷惑了大多数人。……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作纯粹的思想胜利;不是被看作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作对始终普遍存在的实际条件最终达到的真正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页)

因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就不是跟随资产阶级后面空喊“自由、平等、博爱”,而是提出与资本自由扩张根本不同的阶级要求,形成本阶级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消灭阶级”。“消灭阶级是我们的基本要求,不消灭阶级,消灭阶级统治在经济上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提议不用‘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代之以‘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等等。平等义务,对我们来说,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平等权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补充,而且使平等权利失去道地资产阶级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9页)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在于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工人阶级,使之把“消灭阶级”的独特要求,变成本阶级的自觉行动。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阶级意识。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工人阶级才能认识和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

由此不难看出,当今天有人不厌其烦地要中国共产党由阶级政党“转型”为选民党、要“善于利用选票”加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时,是一种多么严重的误导。正是因为共产党执政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委托,所以其自身的建设就不仅是政党自身的自律行为,而且还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维护过程,是人民不断地学习当家作主的过程,因而是自律和他律相统一的一种历史使命,不能用所谓的他律高于自律,制造党和人民的对立,并以此否定党的领导;正是因为共产党执政是履行工人阶级的使命,所以建设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就是其坚定不移的目标,不是维护现状而是建设一个新世界,决定了共产党不能以争取胜选、获得执政机会,而要以引领历史前进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这就必须要以先进理论武装、以先进性和纯洁性为要求建设党。相反,如果以选票为中心,就要迁就选民的情绪,迎合不断膨胀的欲望,放弃引领群众提高其觉悟的责任;以选票为中心,就只能代表现实中的某些利益群体,而不可能从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出发整合全社会的利益,多党制将在所难免;以选票为中心,就要学会八面玲珑、随波逐流、实用主义,丢弃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和鲜明的理论旗帜,其结果党必然蜕变为少数政客的乐园。

历史经验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就是要坚持党的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只要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即便原来是工人阶级政党(如社会民主党),也会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原因在于,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看似各种思想平起平坐、一律平等,但在资本主义占优(包括今天的“西强东弱”)的形势下,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的独立存在,也就谈不上对其进行抵制和超越,而必然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这就是说,在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思想“独立”高于思想“包容”。思想独立,才能拥有思想阵地,才能获得认同、凝聚共识,才有可能去“包容”。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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